奎德并不是唯一通过“旋转门”加入谷歌的高级人才。2004年，谷歌收购Keyhole之后，当时在CIA下属投资机构In-Q-Tel（正是Keyhole的前一个投资者）担任技术评估总监的罗伯·佩因特也加入了谷歌，成为谷歌地球企业版的联盟经理。在他的努力下，谷歌迅速建立了面向军方的销售能力，并与老牌国防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合作将谷歌地球应用在伊拉克战场，“全球鹰”无人机的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门在给军方的供货中也采用了谷歌地球的技术。

In-Q-Tel与很多知名IT企业有着各种形态的投资或合作关系（资料图）

像这样有着深厚军方背景的高级人才，在谷歌还有很多。例如香农·苏利文，毕业于美国空军大学、在空军服役20年的老兵，在谷歌云担任联盟总监，曾推动谷歌云在陆军和国防部的应用。吉姆·杨，曾经的CIA分析师，供职于CIA下属的科技局（正是这个部门投资成立了In-Q-Tel），后来在谷歌担任国防部销售经理。

正如奎德所说，这些对军队了如指掌的人才加入谷歌后确实成为了硅谷与五角大楼之间的桥梁。在对外塑造“逐渐远离五角大楼”公众形象的同时，谷歌实际上与军方建立了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

顺便一提，CSG的发起人之一贾里德·科恩尽管没有军方背景，也是谷歌“旋转门”的成功案例之一。加入谷歌之前，科恩任职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担任过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两任国务卿的顾问，被称为“国务院的创新者”。

科恩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青年人，擅长运用新技术煽动当地的反对派团体。他是美国“数字外交”的旗帜，是当年推特上受关注第三的美国政府雇员，仅次于奥巴马及其竞选对手麦凯恩。作为“数字外交”的实践，他曾直接要求推特支持伊朗的反对派团体。

科恩加入谷歌以后，谷歌专门为他成立了名为“Google Ideas”的智库（后来改组为Jigsaw）。这个组织充分发挥了科恩的才能，让他“做了连CIA也做不到的事”：直接参与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的“政权更替”。

科恩在这些国家煽动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互联网引导和串联对现状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他为此发起了NGO组织“Movements.org”，后来该组织与罗伯特·伯恩斯坦的“促进人权”组织合并，其网站宣称的使命是“联结威权主义国家的活动家，赋权异见人士，放大反对独裁者的声音”——伯恩斯坦还发起了另一个NGO“人权观察”，该组织每年发布的《世界人权报告》都对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会见贾里德·科恩（图源：wikimedia）

谷歌与美国国防、外交、情报领域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建立高级人才流动的“旋转门”，一方面得益于创始人布林从创业之初即与情报机构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在其主要发展时期有一位满怀报国志的领导者——2001年至2017年间担任CEO和执行主席的埃里克·施密特。

施密特的国防情结

施密特与军方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分布式计算，该项目的资金正是来自国防部。2011年，施密特担任谷歌的执行主席，并开始公开参与更多来自华盛顿的项目。2012年，他参与了五角大楼的“持久安全框架”计划。

2015年，他被当时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邀请参加关于提升政府科技水平的研讨会。2016年，他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中提供技术支持。他还随美国军政人士访问了朝鲜、阿富汗、利比亚等军事热点区域，为他的书采集素材。

埃里克·施密特访问平壤人民大学习堂（图源：AP）

在这本题为《数字新时代》的书中，施密特这样写道：“洛克希德·马丁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就是科技和赛博安全公司在二十一世纪的榜样。”他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除了在谷歌的工作之外，他自己成立的风投基金Innovation Endeavors也在积极投资与国防相关的初创企业。例如Planet Labs，一家经营间谍卫星并向军方和情报机构提供服务的企业；再例如Team8，一家赛博安全企业，其创始人纳达夫·扎夫尔曾在以色列国防军专门从事电子侦察活动的8200部队担任司令官。

2019年，施密特投资了Rebellion Defense，一家完全按照五角大楼的国防数字服务部门来打造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宣称，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的曼哈顿项目”或者“不受约束的Maven项目”——显然他们知道，施密特需要比谷歌更大的施展空间。

曾任以色列8200部队司令官的纳达夫·扎夫尔（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