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祖墀】

1月31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次月末便对美团、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同时，阿里巴巴亦因为收购银泰违反《反垄断法》遭受顶格50万元处罚，而美团、拼多多等布局社区团购公司，更是在行业将将兴起之时，迎来市场监督总局的“九不得”。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

同时，互联网上亦出现了许多针对马云个人的评论，甚至有人隔空喊话“马云和马云们需要带领自己的企业大力创新，让科技普惠国人，而不是只想着花心思赚那些简单的钱。”

除了关注于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亦关注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同时，某些西方观察者亦指出在反垄断法的背后是国家政府的强力控制：“相比欧美，中国有强力政府，可以与科技巨头对抗，甚至让他们公开道歉、‘自我整顿’等。政府要显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头们则相形见绌。”

中国企业家：在突破边界中不断成长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基本上缺乏对民营企业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家之中良莠不齐，一部分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却是专走捷径，希望能靠快速的方法来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亦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一些人却在获得一点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地实现突破，但另一些却只能固步自封。成功突破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边界从本质来讲也是动态的。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多次进行连续跳跃的公司。当美国ebay公司来中国开拓C2C业务时，当时的阿里还只是一家B2B公司。但机会来临之际，阿里毅然跳跃进入C2C领域，与ebay进行激烈竞争，最后胜出，并奠定它在电商的地位。

当电商遇到在线支付难题的时候，阿里就做了支付宝，开始收集大数据，并从支付宝进入了财富管理领域。当做电商遇到物流瓶颈的时候，阿里就联合物流公司成立菜鸟网络，并入股了一些其他物流公司。

阿里还跳跃进了互联网的其他领域，从大数据（支付宝、菜鸟网络）、云计算（阿里云）、新零售（盒马鲜生）、生活服务（饿了么）、到金融科技（蚂蚁金服）等。通过多次迭代和跳跃，阿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和具有相当创新能力。

阿里巴巴商业版图，图片来源见水印

雷军领导的小米也经历了透过连续跳跃的战略调整过程。对雷军个人来说，原来金山软件是他的核心业务。在卖掉金山之后，他成立了小米，跳跃进入智能手机业务。当时，他的核心业务是智能手机，边缘业务是互联网服务。逐渐地，互联网服务的收入超过手机硬件的收入，成为小米新的核心。同时他又跳跃进入新的业务包括消费类IoT物联网平台和新零售等，今天小米的IoT物联网平台也逐渐成为它举足轻重的核心业务。

那么，对企业家来说，在任何一个时空中，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边界存在？

2017年，美团王兴和携程梁建章的争论成为当时商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争论是以往许多类似讨论的延续，也吸引了一些企业家、学者的参与。王兴的观点是，企业不应太多受限于边界，应借助多业务发展和整合来释放更多红利。梁建章的观点则是多元化不利于创新，中国企业更应考虑专业而非多元化发展。

王兴非常推崇一本名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的书。有限的游戏以游戏的终结为目的，旨在以参与者的胜利终结一场比赛；而无限的游戏是有限游戏的延伸，没有终结，游戏本身就是对边界的不断探索。王兴认为商业也是一个无限游戏，这种观点事实上亦代表着不少中国企业家的看法。

宽松监管促成了新兴行业的创新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同时亦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这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没有人，包括监管者，能够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亦一样。在中国事实上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