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之家”：把组织延伸到自然村

老年人协会的名声越来越大，想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山区村山大人稀，居住分散，一村设置一个活动场所难以覆盖所有老人。基于此，协会商议以小组或地理小区域为单位成立“老年之家”。“有的地方离老年协会太远、不方便，建个灵活的、规模小的组织，能让周边老人近距离参与。”张必斗解释。

2016年，老年之家最早在两河口的秀水塘小组建立，老年人协会的初始会员闫东玉是家长。闫东玉在家里挂上牌子，买了一台音响、几把秧歌扇子就算开张。

老年之家同样是唱歌跳舞、互助帮扶，从前去不了老协的老人也有了去处。到目前为止，附近6个行政村陆续建起23个老年之家。老年人协会的互助范围就此扩展开来。

油竹坪姜家坡的老年之家年年被评先进。2017年重阳节，临时替人上场的胡光英因为表演得好，被张必斗和油竹坪老协会长记下了。“转头斗书记和会长就要在姜家坡设一个老年之家，让我当家长。”那时胡光英54岁，谈到同意当家长的原因，胡光英说：“我母亲那年去世。她住院的时候我去看，常常看到她一个人哭，从此我就明白老人的心理，他们不缺吃穿，就是要有人陪有人关心。”

当家长后，胡光英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村里的老人。老年之家组了个舞蹈队，一有空闲就送戏下乡，为的是“给老人们演节目，送热闹”；胡光英心细，知道老人牙齿不好，手脚不方便，逢年过节又给姜家坡的老人人人送牛奶糕点、送棉鞋。姜家坡有个五保户，子女不在跟前，又有风湿。每到冬天一身衣服穿得黢黑。“洗了衣服拧不干，衣服一重又晾不上。我就带回来帮他洗。”胡光英说，“这些事老协管不了，只有住在一片的，天天看见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胡光英给姜家坡老人送棉鞋

“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

多年探索，白果乡老年人协会探索确立了“一学二帮三娱乐四结合”的互助养老实践模式。

“一学”是学政策、学法律、学技术。

以前白果乡出现过一些装扮成民政局、林业站干部的不法分子，以申请补助、代办证件为名骗村里老人的钱。因此老年人协会成立后，组织老人共同学习法律知识，提高反诈意识。以例会的形式，各个老年人协会每月还会组织会员集中学习，内容主要围绕政策宣传和村内近期工作。

2014年，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又组织协会会员参加茶园管理、桂花树栽培和茯苓等中药材栽培技术培训。

“二帮”是一对一结对帮扶，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活动。

从2013年成立以来，老协一直坚持组织会员与弱势老人“结对子”，开展一对一的帮扶。

金龙坝老年人协会的会员肖先奉，帮扶对象是居住较为偏远，且体弱多病的空巢老人肖先海。为了及时掌握肖先海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他自掏腰包为其安装了电话。

油竹坪的周元锡已经八十多岁。从司法所退休之后，周元锡就自购理发工具，常年为村里老弱病残的五保户、低保户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入户义务理发。周元锡说，他理发“三个不要”，“一不要请吃饭，二不要收东西，三不要钱。”

周元锡无偿帮人理发

“三娱乐”指的是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的文娱活动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依托于活动场所：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都设定了固定的活动时间，老人可以在活动中心打牌、下棋、读书看报、排练文艺节目。

第二类，依托于兴趣爱好：每个老年人协会都组建有自己的文艺队伍，比如广场舞队、采莲船队、花锣鼓队、莲香舞队、腰鼓队等等。老人们聚在一起，自编自演、自娱自乐，逢年过节还能上台表演一番。

此外，颇具特色的是，老年人协会和老年之家还组织老人走出家门，感受自然风光。截至目前，老年服务中心共组织了8次自费观光旅游活动，最近的去到恩施州麻柳溪、女儿城、腾龙洞，远的还到过宝岛台湾、首都北京。

老年人协会办活动

“四结合”指的是老年人协会的工作要结合村庄各类工作，做到老有所为。

“老人不仅要娱乐休闲，也要实现价值。”张必斗说，老人组织起来应当为社会作贡献。“我们不是社会的负担，我们也有能力做事。”

基于此，白果乡老年人协会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见天坝村老年人协会会长姚祖林，配合见天坝村村委会，积极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集资7万余元，修通了4公里多的村组公路。借重阳节、丰收节活动，老年人协会常年宣传孝文化，评选好婆媳、好夫妻、好子女、好家庭。

“跳跳舞唱唱歌，村里才有起色，不然总是死气沉沉的。”“老年协会一办，老人总算找到了组织。”“从前是我们羡慕年轻人，现在是年轻人羡慕我们。”……这些都是老人对老年人协会的评价。

“将军消费”

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而当前，张必斗等老年服务中心的组织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日常活动经费缺乏。

张必斗用“将军消费”来形容政府的经济支持，讲的是对于必须的活动支出，先支付后拿票据到政府，“逼”政府报账。2018年前的几年，民政部门有比较稳定的经费，此后则是靠“讨”，“没有钱，我们这批人讲奉献。”副会长罗锦富也说，“现在运转的钱主要是靠斗书记的人脉，下一任会长怎么办呢？斗书记一退，有可能就后继无人了。”

水田坝老协会长杨天胜算了一笔账：每次办活动要接送演员、要包一顿饭；协会需要一些办公费；老人重病在床得去慰问，老人过世，老协得出面帮忙、买花圈。“这都是我们自己出的钱（会员费、会员捐资），为了答谢演员我自己掏钱发红包。”长此以往，杨天胜担心难以持续。

杨天胜告诉我们，实际上一个老年人协会的运转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一年一两万块的运转经费足矣。“农村的闲置房屋一挂牌就是老年人协会，买点桌椅板凳，最多搞个电视，就有模有样了；有点钱交电费，办活动的时候有经费布置一下买点礼品，就差不多了。”

老年人协会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在政府看来，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属于民间社会组织范畴，政府并不必然负有经济支持义务，或许个别村庄可以支持，但是普遍的支持并不现实。

我们认为，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可拓展民间捐资，动员各类乡贤捐款。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些乡贤，他们在外有较高的收入，也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他们的父母在农村生活、死后也葬在村里，他们大多愿意捐款。

另外，随着国家转移支付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不断增加，政府没有必要全部用于硬件建设，可以划出一部分采用奖补的方式支持这些积极落实互助养老政策精神的村社集体，帮助互助养老良性运行。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挑战杯”课题组成员：郑昌怡、林丽清、胡灿、佘光源、李春阳、陈鸿怡、赵晓林、周奕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指导老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夏柱智副教授，黄佳琦、肖琳两位博士生亦有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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