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高中录取政策走向综合素质评价，将和“新高考”改革政策一样，引起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录取制度公平性方面的争议。这必然将引起城市家长的焦虑。按照分流政策，必定有一半的初中生上不了高中。

原来家长还寄希望通过单纯的学业培训，来增加上高中尤其是上重点高中的胜算，今后家长将不知所措。竞争将更加无序，学业负担将会更重，家长操心的不仅是学业培训，还有提高各类综合素质，如科技、娱乐、社交等方面的技能。这需要政策部门高度警惕。

谁的孩子学业负担重？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验证了城市中产家长和外来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模式分化这一假设。这其实也是城乡家庭教育差异。以武汉大学教师为代表的城市中产家长，陷入了非常激烈的竞争中，而以外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工阶层，则表达出“随遇而安”态度。前者非常关心教育“减负”政策，后者则比较陌生。

武汉大学附属二小的家长大多是武大教职工。家长表示，孩子教育方面暂时无较大压力。附二小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对口初中是口碑很好的武汉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至于课外辅导培训，低年级学生家长多考虑报兴趣班，而高年级则主要报课业辅导班。这是为了能够在中考中表现优异，而在未来初升高过程中上重点高中。

街道口小学容纳了很多外来农民工子女，代表农民工家长的选择。 访问中有家长表示，没有想过把孩子送入更好的小学读书，也没有条件。三位被访家长里便有两位没有给孩子报任何辅导班，明显没有教育竞争的强烈意识，至于升学问题，家长则认为本校有对口中学——洪山中学，并没有考虑过其他学校。虽然洪山中学在洪山区十几所中学里，综合排名倒数第二。

在武汉大学附属外语中学访问，发现家长普遍非常焦虑。这所中学的学生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竞争，家长反映武汉大学附属高中口碑不行，希望孩子上更好的高中。这种焦虑用家长的话来说是“为教育抓狂”；用学生的话来说，“每一次我比较累，躺一会的时候，我妈就非常着急。”

一个家长给初三孩子报了5个辅导班，每年花费5万元。她的态度是“不上只会更差”。对于 “减负”政策，她表示 “国内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只有这么多好大学可以上”。家长普遍担心孩子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教育部强制分流政策加剧了这种焦虑，目前大约只有50%的学生有机会上高中，而实际上希望上高中的孩子有80%。如果要上一个好大学，那么必须要考上重点高中。

对于上职业高中，外来农民工家长一般是接受的，城市中产阶级家长难以忍受。因为这意味着孩子大概率地无法维持父母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体面地位，意味着孩子的一生被定位在工薪阶层，这加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这就是城市的一些家长，舍得花数百万买学区房，获得重点初中学位的原因。

城市家长购买众多培训产品，学生怎么可能学业负担不重呢？ “减负”政策越是要求学校减少课内负担，学生自行到课外培训机构寻求培训，形成的学业负担就越重。因为竞争性的培训机构必然要提供更多应试训练，增加孩子的应试能力，无论是应对标准化考试，还是应对综合素质的考试。就是在培训机构不断批评“公立教育劣质化”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培训机构获得了威望和收益。

“一刀切减负政策”对农村学校的冲击

城乡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有差异。对城市中产来说，接受教育越来越是家长责任的事实，他们在市场上购买课外培训，增强孩子的教育竞争力。从兴趣班到课业辅导班，一个孩子一年花上5万元并不多，花上1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城市孩子的自由活动时间很少，都被家长安排满了。

相反，农村一直没有“减负”政策实施的语境，因为学生几乎没有来自课外培训机构的负担。农村家长由于经济能力和空间不在场的限制，主要是经济上和精神意义上的支持。家长通常对孩子说，“只要你用功读书，爹妈是会一直供的”，这种支持是非常伟大和无私的。

家长无法参与学业辅导，也没有这个意识和经济能力。农村很多缺乏自觉性、缺乏管理的孩子从小就过于自由散漫。越来越严格的一刀切“减负”政策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可能造成深刻的农村教育困境。

一直以来，城乡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农村教育还在维持。因为地方教育竞争意识推动下，农村学校通过组织老师提供高质量的校内补课，增强学生的竞争力。补课行为也得到了广大教师道德上的认可。

X县的一位年轻老师，长期教初三化学，几年前，我和她谈起补课禁令，她说这是难以实行的。“不补课怎么行？本来农村学生基础较差，家长又没有辅导学生的能力，也没有经济能力上课外培训班，教师不补课，学生成绩只会更差！”

初三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补课，大约可以增加3个月的学习时间。按照早中晚一共10节课计，可以增加大约900节课，这些课程对于学生完成基本知识学习、巩固学习成果和应对中考非常重要。

教师补课一年才有大约5000元的补助，3个毕业班的总补课课时数约300节，大约每节课的补贴为16元，相对于城市培训班非常低廉。“大多数老师给学生补课，绝对不是为了赚钱，是任务、也是良心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