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民盟中央在今年两会提交的提案显示，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130万元。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多个村庄的调研，村级债务分布范围广泛，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都有村级债务，且呈现出总额持续上升的趋势。

有数据显示：2020年，在东部沿海，浙江杭州临安区村均负债112万元，广东梅州、河源地区村均负债70.52万元，福建省村均负债47.5万元；在中西部地区，根据湖南省2020年2月的统计，负债村占全省总村数的72.49%，村均负债108万。另据了解，陕西某镇共有25个村，其中有债务的村18个，债务总额达1600余万元，其中最高达900余万元。

至此，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这些债务怎么来的？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债务来源

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背景下，全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建设与发展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乡村尤其是明星村、示范村和中心村出现大量发展型债务。

根据对多个村庄的调研，乡村债务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示范性负债。

示范打造，是全国各地基层政府推动乡村建设的主要方式。为了能够成为示范村，很多村干部想方设法积极向上申请各种示范项目，并前期垫付大量的资源。一旦上级政府的承诺没有兑现或项目资金有限，村集体就会面临大量债务。此外，乡村示范任务越多，示范等级越高，村庄负债规模也越大。

比如位于中部H省的S村，人口约2000人，村集体年收入50万元，主要来自于生态补贴。该村从2015年开始积极申报各种“创建活动”，获得“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文明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为了完成示范性任务，该村前期垫付及项目配套支出，包括村庄环境打造等。截至2020年，S村的村级债务为709.74万元。

二是配套性负债。

在国家资金投入有限的背景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村级提供部分配套经费，同时还需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额外成本，比如土地整理、附属房拆除、树木砍伐补偿等。

同位于中部H省的J村，人口3100人，耕地2400亩，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是L县的明星村。随着村办企业的衰落，该村集体收入大幅下滑，如今每年收入20万元，主要同样来自生态补贴。

J村积极争取了道路建设和拓宽、自来水管道铺设等项目。其中，村级道路建设花费了200万元，政府只补贴20万元，缺口180万元；自来水项目耗资210万元，三峡总公司资助80万元，村集体自筹130万元。截至2020年，J村的村级债务为911万元，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档升级过程中产生的。

三是经营性负债。

产业发展被认为是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各种专项扶持资金涌入村庄，加剧了下乡资源的经营化转向。但是，在这过程中，乡村若忽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旦经营失败，必然会产生各种债务。

比如位于H省东部的A村是省级重点贫困村，人口2235人，耕地2156亩，山场18134亩，几乎没有集体经济收入。自2015年以来，A村依托政府产业扶贫资金及帮扶单位扶持资金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花卉苗木、特色种羊养殖等。

其中，特色种羊养殖产业项目需要总投入145万元，政府出资100万，村集体需配套45万。为吸引资本下乡发展产业，J村也需要垫付“三通一平”的前期投入资金。截至2021年9月，A村累计投入320万，目前仍未盈利，且负债20万元。

深层次原因

近些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强富美”的乡村建设热潮，虽然上级一再要求控制和化解村级债务，但村级债务仍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继续增长。

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以项目分配为核心的多目标政绩考核压力，与村集体以项目获取为核心的经营村庄的发展动力，双向“合谋”。

首先，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背景下，大量国家资源以各种项目的形式向基层转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以行政发包制的方式向基层配置各种行政任务，如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环境整治等。

在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晋升激励，鼓励甚至期望基层组织能够申请各种带有示范性、创新性的特色项目，以引来更上级政府的关注与项目倾斜。因此，他们往往会层层加码布置任务或者设置开放性空间，构建一套以中心工作为核心内容的考核体系，推动基层积极执行。因此，普遍的情况是一个项目包含多个行政目标，给基层带来很大的申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