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受疫情持续影响，三四月份以来，农民工陆续复工或寻找新工作；但工作几个月后，一度出现二次返乡潮。

很多人认为农民失业了，庞大的失业人群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事实是否如此？

根据自身的观察调研，笔者认为农民工返乡是他们结合主观体验与客观农村实际，主动做出的理性选择。这选择，不仅没有影响村庄稳定，相反还促进了村庄的和谐。

勉强留在城市，不如安心返乡

笔者的家乡位于鄂东南地区。截至2019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约1.6万元，居全省中等水平。由于村庄资源有限，工业薄弱，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松懈，村庄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老年人留守在家种田与带娃养老，青壮年则是进城务工赚钱。

全村户籍人口约2300人，流动人口占户籍人口的1/3，约700人。受新冠疫情与经济下滑影响，陆续返乡的人员达到150人，占总流动人口的1/5。由此可知，返乡人群数量不低，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更高。

返乡群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就业地在湖北地区，以武汉、鄂州、荆州为主，他们长期从事建筑行业，如室内外装潢、房屋拆迁等；二是在沿海地区谋生，集中在广州、深圳、温州及天津地区，主要是进厂上班，从事加工制造业，如皮鞋加工、模具制造、造纸印刷等。

对于第一类农民工，虽然他们不懂得国家的宏观政策，但是他们清楚建筑行业的行情。据一位从事装潢的师傅说，“最近几年，工作越来越少，价格也谈不起来。”

随着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大型建筑公司的业务拓展，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压缩。因遭遇新冠疫情猝不及防的袭击，城市建设更是放慢速度，房屋拆迁自然相应减少，城市居民在房屋装修等方面的投入也大大降低。他们的就业空间顺势骤缩。因此，今年以来，工地开工的次数减少，工价也有所下降。

而第二类农民工，他们的感受更明显。

沿海地区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依赖出口。生产产品，通过出口获取利润，反过来再推动生产，形成稳定的生产-出口-再生产的循环。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流传，使得出口领域大大受阻，海外订单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短期内难以快速扩张。

有一位年轻的农民工朋友和笔者分享了其体验变化：“前一两年，我一个星期加六天班，现在只是完成基本的生产，很少有加班，空余时间很多，大部分时间在玩。”

因此，在他们看来，勉强留守城市不如安心返乡。

乡村生活也很美好

如今的农村身处现代化进程中，因而仍能有效安置农民工，化解国家与社会危机。

首先，他们没有忘记家里那人均一亩三分地，一户也有4-5亩。这些耕地早先只是流转，并没有荒掉，现在可以自己耕种。根据村庄调研，种田的不多，而旱地都充分利用了，他们基本可以依赖农业初步自给自足。

除了种地，不少民工返乡后仍旧重新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工作机会主要分布在村庄附近，县城范围以内。他们主要依靠村庄的熟人关系，短期内获得新工作。

众多村民并不是只能从事单一工种，他们中很多可以说是综合型人才，身怀至少一门手艺。听村干部讲，“他们很多人曾学过一门技术，如2000年左右流行的泥工与木工，后来大部分转型为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应对风险的适应性强。

如一位在温州皮鞋厂上班的民工告诉笔者：“我以前从事室内外装潢，后来改行打工，今年跟着哥哥去县城重操旧业。尽管放下很多年，但还可以继续工作。”

再从收入与消费对比角度来看。

相比于外出务工，村民的货币收入有所降低。进城务工，人均月收入6-7千元，夫妻两人纯收入达到7-8万元/年。其中，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加班加点。受疫情影响，今年农民工加班比去年少很多，只有基础工资，约3000元。

收入降低，但房租和一日三餐等硬性消费并没有相对减少。据一进厂的农民工分享，“我夫妻俩每月房租1100元，吃饭1800元，还不算其他费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为了多存点钱，通常都很节俭，这些都是基本消费，很难再降低了。

在农村，留守农民的每月家庭收入约5500元。相比外出打工，这5500元确实不多，但论生活支出成本，比外出务工可低不少。住自己房，吃自家种的菜，若是节俭，一家五口人每月的现金支出可限在2000元左右。如此一来每月还能存下3000多元，按村民的说法，“不算太差，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