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实际，与“三农”有机结合的农村养猪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从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养猪业的有机衔接。

河北的一家大型养猪场（@视觉中国）

种养结合的生猪生产模式，既有助于农业去过密化，同时吸纳中农群体。一方面能够满足乡村猪肉市场的需求，使得农村作为猪肉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与功能能够继续保持，避免出现社会性恐慌；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基层秩序。作为养猪业的中农群体，通过养殖获得不低于打工的收入，成为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从而有助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二是政策制定过程采取排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养殖。政策更多的作用在于规范与引导，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是限制与禁止，从而破坏农户养殖的积极性。

其排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惠农政策中更偏向于企业与大型养猪场。惠农政策更多是通过补贴的形式体现。根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补贴政策主要分为五个：良种补贴政策，范围限定在天津、河北等省以及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范围更是限定符合中央标准的调出大县；标准化养殖项目，范围限定生猪主产区；生猪育种补贴，范围是国家核心育种场；生猪养殖保险政策，没有具体限定。

即使在具体补贴上，逐步从能繁母猪300头以上或生猪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散养户等倾斜，但数量有限，主要是疫苗补贴，养猪良种补贴、生猪扑杀补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等底线补贴，而相关的贷款、奖励、保险等方面几乎处于空白，即使政策有，也没有相关的动力基础。可见中小型养猪场和养猪大户的劣势地位，其发展更多的依赖自身的资金与资源、依赖自身创造市场，“我们规模小，补贴少，贷款也比较难，银行不愿意贷”。

二是农村禁养政策强制推行。通过环保、强制升级等政策形式，甚至部分地区限制养猪业的情况，如某省某市共划定148个禁养区，总面积2211．8平方公里。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共计划关闭搬迁规模养殖场区126家、养殖专业户969家，已关闭搬迁养殖场120家、专业户938家，完成任务进度的96.6％。这种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是激进的，不合理的。

一方面极大的增加养猪户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无形中的扩大市场风险。农民的理性受到抑制，主体性未得到尊重，严重打击养猪的积极性。从目前看，农村养猪业虽然存在专业化不足，环境污染、病害传播等问题，然而政策并不在禁止，而是引导转型升级，从而能够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生猪与猪肉需求和食品安全。

综上所述，生猪与猪肉市场的剧烈波动给予我们的启示：只有结合中国基本实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才能真正的推动养猪业的转型升级，否则不仅会造成养猪市场的动荡，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忽视中国基本实际，是违背中国发展基本前提的，违背中国“稳中有进”的发展基调。

对于养猪业而言，脱离“三农”实际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危害中国长远发展目标；另一方面采取激进的措施，揠苗助长，极易消解了中国农村养猪业作为中国养猪业现代化的稳定器的作用，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食品安全需求。

总之中国养猪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专业化、规模化与机械化的现代化道路，既需要政府的长期规划与有效引导，也需要市场客观需要，同时也要尊重农户的理性选择和主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