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亩小麦， 年均产量400斤/亩。成本投入涉及麦种13元/斤，40元/亩和肥料100元/亩，收割机120元/亩，总计投入260元/亩。按照市场价，玉米1.2元/斤，可节省220元/亩，总计共2200元。2亩红薯，4000斤/亩。成本投入主要是肥料80元/亩。按照市场价，红薯1元/斤，可节省3200元/亩，总计6400元。另外：一是，对于该农户而言，“农业不能算人工投入”；二是由于土地自发流转，几乎不存在土地租金等，“我流转了10亩耕地，完全免费，不然我不要。”

从农村住宅格局看，为养猪提供猪舍。猪舍是养猪的最基本的设施，猪舍的建设主要考虑三个要素：一是猪舍的大小与数量；二是猪舍与住宅的距离；三是猪舍的功能。在不同的阶段也是存在差异的，在第一阶段，从大小与数量看，猪舍面积一般是10—12个平方米，一家一般只有一个猪舍，正好与养猪的规模相匹配；从与住宅的距离看，猪舍一般建在离住宅20米范围内，方便于喂食；从猪舍的功能看，其最开始还兼有厕所与杂物间的功能，是多重功能的混合体。

山东省日照市，一家规模化养猪场采用发酵床养殖技术进行生猪饲养，猪场的技术人员，正在检测发酵床温度，观察生猪生长情况。（@东方IC）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大，传统的猪舍已不能满足需要，大小上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数量和功能已需要发生改变，因此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小型规模户就利用80年代建的旧房子与旧厕所，通过简单的改造与修缮，转型为猪舍，“我当时只是简单硬化了一下，花费1万多元，按照标准化建设，起码要4万元”。

在第三个阶段，由于在环保的严格要求与农户扩大规模的想法的双重作用下，养猪户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猪栏的硬化与粉刷、排粪设施完善两部分，减少重新占用耕地的浪费，一般100头左右规模的养猪户，需要投入6—10万元，如其中一家中型养殖户，于2017年投资8万元，进行标准化建设，新建了3个大猪栏共12个小猪栏。

从村庄猪肉市场看，以村庄为基础向外拓展销售渠道。村庄猪肉市场来源两个：一是由文化习惯决定的消费；二是日常性消费。在第一个阶段，村民有买猪仔的概念，但并没有卖猪肉的概念。由于生活水平不高，农户养猪主要用于自我消费，这是小农式的自给自足型。这种自我消费更多的是由文化习惯所决定的，如过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等，而日常性消费是很有限的，因此猪肉市场是极其有限。

第二阶段，一方面，由文化因素决定的消费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日常性生活消费凸显，猪肉市场得以呈现。与此相对应的是小型规模养殖户出现，对于他们而言，多余的生猪销售主要是两条渠道，一是通过村庄熟人关系进行私下买卖，通常是在屠宰前，无猪或少猪的亲戚朋友都会提前预定猪肉，从而使得猪肉能够很快销售完；二是通过卖给食品所或屠宰所指定的村庄销售点，其销售市场以村庄为基础，以村民为对象；第三个阶段，日常性生活消费进一步扩大，养猪户仅仅依靠私下买卖极其有限，更多的是通过村庄销售点消费。

按照C村的消费水平，“正常的话，每天都要卖掉100斤，过节过年，一天都要卖掉200—400斤”，另一方面，养猪户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多余的生猪通过直接卖到乡镇食品所或屠宰所，销售到其他乡镇。

综上所述，从劳动力、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农村住宅格局和村庄猪肉市场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小型规模养殖户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即C村的养猪业的生产与销售过程充分运用和结合农村农业生产生活条件：从横向静态视角看，能够降低养猪的投入成本，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闲散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与吸纳，从夫妻分工到夫妻合作；猪食的半农业化半市场化，农业规模扩大与市场化进入；基础设施的半乡土化与半标准化，土地空间的因地制宜和合理有效使用。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饲料市场价格增加和各种基础设施材料价格提高的趋势下，农民积极性依旧很高。

从纵向的历史变迁角度看，能够降低市场化风险，主要涉及农户养殖规模是逐步扩大的过程，养猪主体由散养户向中型规模户转变，是根据村民的生活水平程度以及村庄生猪市场的需求量而逐步适应与选择市场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弹性空间，一旦市场饱和，养猪户就会通过限制养猪规模或延长出栏周期。即使在面对非洲猪瘟的影响，农户依然能够保持积极性“ 等这波瘟疫过去，两三年内还会继续养猪”。可见，C村养猪业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业，也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三农”的产业。而是一个趋向于市场化过程，同时有机结合“三农”的理性产业。

四、养猪产业市场化改革困境与举措

八月份以来，生猪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与全国各地生猪存栏量非常低直接相关，从而出现供小于求，供求矛盾凸显。而生猪存栏量低是由三个原因引起：一非洲猪瘟是造成存栏量突降的直接原因；二农村生猪禁养是造成存栏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三在上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生猪的生产周期是存栏不足的客观原因。

总之，这次由非洲猪瘟直接引起的猪肉市场的大幅度波动现象，与养猪产业的市场化改革紧密相关，尤其是采取激进的农村生猪禁养政策，破坏了以C村为代表的农村养猪业作为稳定器的作用。面对生猪与猪肉市场失灵现状，围绕着稳定猪价和生猪生产，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各种措施。

8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五项具体措施，其中两条就是要求各地取消超出法律发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指出要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其中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要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

紧接着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紧急出台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政策与文件，助力生猪生产与猪价稳定。可见政府意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完善市场，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另一方面赋予农村养猪户生存空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作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农村禁养政策是存在问题的：

一是忽视中国的基本实际。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农村常住人口占6亿左右，这些人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群体，二是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

这两类人群是农村养猪业的主体，形成了以散养与中小型规模并存的家庭农场养猪模式。根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养猪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预计未来我国养猪产业，大型和超大型养猪企业占30%，中小型的家庭农场和养猪大户占70%。实际上，从80年代企业进入养猪业开始，养猪的规模化得以开启。从人力劳动到机械化养殖，从散养到专业化养殖，生产效率提高，规模化养猪占比越来越高，其中大型企业生猪出栏逐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