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里想到一个小插曲，就在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当天，发生一个小风波，中国光伏企业高管在入境德国时被带走配合调查，尽管事后看起来更像插曲，但在国内还是引起不小波澜。尤其在现在的地缘政治下，大家对此类事件会比较敏感谨慎，无论是企业人士还是学者研究人员等等，难免担心会不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党政治或大国竞争的“牺牲品”？您怎么看这些担忧？

伍慧萍：对于这起事件本身，实际内情并不很清楚，不好做判断是否具有针对性，或者是否会牵涉更大范围，也许只是个案。

但在当下的政策环境之下，涉及到敏感领域的活动会受到一定限制，即便是中德之间低政治领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一些学者到德国访学的签证可能会比较困难；高校合作、技术合作，尤其在德方看来是军民两用的一些项目合作，会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国防军工就更不可能了。

当地时间6月1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新华社编辑 丁林摄

观察者网：李强总理首次出访选择德法两国，其实比较这两个目的地，今年初马克龙访华之后，中法关系和中德关系似乎存在一些落差。最近马克龙又有了新表态，希望参加金砖峰会，对北约秘书长人选表示异议，您怎么看中法和中德的温差，以及马克龙最新的表态？如果争议长期化，会在欧洲内部引起一些什么效应？

伍慧萍：法国和德国的外交传统是有区别的，这一点过去对话中也提过。法国更倾向大国外交传统，有更清晰的全局观，心态也更开放一些，突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大国应该与各阵营发展友好关系，但它也强调跟美国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马克龙访美期间也强调这一点，对此我们不应有误判。只不过，法国对美国盟友的认可程度比德国要稍微弱一些，对北约的批评更多一些，更突出发展欧洲的独立防务。

至于德国，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后，在安全架构上更加倚重北约，自身也希望在北约内部强化欧洲支柱，阵营归属意识更强。

这是德法的分歧，但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这种分歧。比如说，现在国内可能认为法国在对华问题上更为友好，但其实也不能抱太大期待，在一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上，德法的基本表态还是归属西方阵营，只不过德国人可能更实在一些，有些问题会直截了当指出来。

德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默契程度跟默克尔时期相比确实明显下降，政策协调度和合作紧密度都有所影响，这会对欧洲事务的解决带来问题。俄乌冲突持续至今，欧盟也很难主导欧洲的安全格局，必须依赖北约，德法之间的协调明显不够。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过去我们常常讲欧洲团结，希望一个团结的欧洲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成为重要一极，中国也支持欧洲发挥更大作用；但现在的局势是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等，欧洲整体更靠向美国、政策制定美国化，相比之下法国的对华态度似乎更和缓一些、对美国、北约的态度也略微强势一些，这样一来欧洲内部的分歧或分裂，是否有可能成为我们去做工作的地方，怎么看这种设想？引用英国政治剧里面的一句话，一个分裂的欧洲对我们更加有利。

伍慧萍：首先，我觉得欧洲政策“美国化”这一说法不太妥当。其实西方政治都是如此，政党竞争决定了政策输出过程必然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特点，也不是欧洲政治受到美国影响，而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共性。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政策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可能会缺乏长期的战略。

其次，欧美舆论一直指责中国对欧洲“分而治之”，但其实美国对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策立场、不同的政党力量、不同的政要，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自身理念来讲，就是存在很多分歧，这是客观事实。

这种分歧对我们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这种情况不仅我们看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也看到了。拉姆斯菲尔德提出“新欧洲老欧洲”，特朗普时期更注重拉拢中东欧国家，现在也是如此，美国强调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利用欧洲内部的分裂，渗透自己的影响力。

欧洲内部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声音存在，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友华力量提供抓手。就像德国对华战略因为内部分歧过大迟迟不能出台，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坏事。

当然，我们在思考中欧关系时，也不能忽略俄乌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中方如何表态，欧洲始终将中俄绑定起来，这对我们处理一些事务时会有所掣肘。

中德中欧之间有分歧很正常，但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更多的强调共识，突出合作的一面，希望可以尽量争取，这也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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