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银行的风控也出了大问题。

经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不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管理的要求都远高于以往。因此，如今在银行内部，风控部门或者说风险管理部门，往往是独立于财务部门，并单独向CEO汇报的。绝大多数银行都会设立一个首席风险官（Chief Risk Officer，CRO）的职位平行于首席财务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两者平行向CEO汇报，以保证风控业务的独立性。

然而，根据过去两年的监管报告，硅谷银行从去年4月到今年1月间，有长达8个多月的CRO空缺，而回过头看，这段时间又正好是该银行风险迅速积累恶化的阶段。虽然现在要评价CRO的缺位究竟对这次暴雷事件起到多大作用还为时尚早，但对于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来说，这种缺位是极不正常的。进一步挖掘之下，可能会有更多内部管理和不作为的情况被曝光出来。

目前国内很多舆论把焦点放在曾在雷曼兄弟担任过投资高管、现任硅谷银行首席行政官（CAO）的Joseph Gentile身上，但CAO不是CEO，他只负责行政事务，并不参与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因此仅仅因为其雷曼的履历就言之凿凿，有背景歧视的嫌疑。这种“奇妙的关联”确实是很多吃瓜群众的兴奋点，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关键时期长期空缺首席风险官这一重大异常。

更详细的情况，其实从硅谷银行每年度按要求提交的监管报告就能看出端倪。

按照美国联邦监管法案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包括银行，每年度都要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被称为10-K表的披露报告，这份报告会详细反映该公司的财务运行状况，其中自然包括各项风险披露。笔者对比了2021和2022会计年度的10-K表，注意到了两年度中在关于利息风险的评估上存在不小瑕疵和信息缺失。

例如，在2021年度的报告里，硅谷银行披露了在利息上升200个基点（也就是2%）的情况下，公司的金融资产和利息收入的变化预测。可以看到，硅谷银行所做的最坏假设也不过是利息增长2%，而实际上美联储加息达到了4%以上，远远超出了风险预测的最坏假设。即使在2%的加息假设下，硅谷银行的权益经济价值也会向下打七折，可想而知在4.5%的加息力度之下，其资产减值会有多严重了。

2021年度硅谷银行（SVB）的利息风险评估报告（图源：2022年初SVB提交的10-K表）

同时，在危机爆发前1个月提交的2022年度披露中，同一部分的表格中却缺失了关键的资产价值风险评估，这部分就像从表格里被人抠去了一般。

照理来说，这种类型的信息披露报告应当做到连续年度的信息连贯和一致性，这一重要信息缺失显得极不正常，不知信息披露时是否已经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

2022年度SVB的利息风险评估报告（图源2023年初SVB提交的10-K表）

换句话说，硅谷银行既严重低估了加息的可能幅度，也在关键年份没有提供详细的资产风险评估。这点联系到CRO职位的长期空缺，可以预测在事后责任追溯上，相关高管逃不了责任。

监管上的疏失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作为银行业监督标准的《巴塞尔协议》（Basel III）没能预防这次事件？

要知道Basel III有两个核心指标：LCR与NSFR。前者叫流动性覆盖率，衡量高质量可流动性资产对于银行短期现金流的支持程度；后者是净稳定资金比率，评估按照流动性加权后的资产负债情况，其中对于长期债券的权重赋值为0。

通俗点说，如果按照这两个核心监管指标披露，资产端大半是长期债券的SVB早就应该在流动性指标上报红灯了。然而，市场和监管为何没能通过披露信息提前发现问题？

关于这点，也不难从SVB的公开披露中找到关键：

呃……“由于资产少于2500亿美元，本银行属于监管要求的第四类银行，故不必遵守美联储关于LCR及NSFR的监管要求。”

本来，虽然Basel III作为非强制规范是针对大型的国际银行的，但是国家在实践中会对整个银行业实施Basel III，从严监管没有问题。但美国作为金融业游说事业繁荣的国度，监管机构便真的只对大型国际银行“从严”，SVB这种地方性银行自然成了监管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