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发战争财

瑞士的独特地理条件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这个弱小国家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周围国家化身列强四处殖民扩张的时代，连出海口都没有的瑞士自然只有眼红的份。

而和地理条件类似，战争也是把双刃剑。瑞士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贸易收益很难超越三十年战争期间，因为那段时间瑞士能够在德意志大战里独善其身，利用中立地位发战争财；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里，瑞士人又一次见证了资本为了避险而涌入的情况。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事业有成”的辛德勒顿悟般地告诉他妻子：自己过去事业不顺并不是他并不努力或者运气不好，而是他没有机会碰上一次战争。而普法战争带来的战争红利也让瑞士资本家顿悟：我们的盾牌就是我们的中立，而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的金融与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流入瑞士银行。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瑞士的避风港地位，税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各国政府提高税收以支付各自的战争费用，许多富有的欧洲人为了逃避战争，把钱带到了瑞士：法国人喜欢讲法语的日内瓦，德国人去讲德语的苏黎世、巴塞尔和圣加仑，意大利人去瑞士南部讲意大利语的提契诺州的卢加诺。同时，交战国的商业利益集团也将瑞士作为一个转盘，使他们能够继续与敌人秘密地做生意。

瑞士地图（图截取自谷歌地图）

换言之，当欧洲列强们发了疯一般地相互厮杀时，瑞士银行家们忙着找人收取欧洲资本家滚滚涌来的金钱。

当然，瑞士银行家们并不是那种小富即安、在丰年选择躺平的类型。他们选择继续扩大他们的金融网络，将他们的产品推向贵族圈层以外的市场。与此同时，技术的传播和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资本更加流动，因此大量的资本开始来自欧洲以外的地方——你可以把这简单理解成“双向奔赴”。

1930年，国际清算银行总部在瑞士的第三大城市巴塞尔设立，进一步巩固了瑞士作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地位。至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准测都离不开参考《巴塞尔协议》。

臭名昭著的保密

谈现代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就绕不开1934年——这一年，瑞士通过了著名的银行保密法。

现在来看，这部法律可以说是瑞士银行的立业之本。在此之前，银行与客户的保密关系类似于律师和代理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义务，违背这种义务只能算是违背职业道德，至多是民事诉讼问题；通过规定泄露信息为犯罪行为，巩固了事实上的银行保密。

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说法是，瑞士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德国犹太人的钱不被纳粹侵占。事实上，瑞士的政治家们制定这项法律的原因远非如此动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财富进一步涌入中立的瑞士，为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又一次的变化。尽管瑞士是中立国，而且广大瑞士人民对纳粹德国抱有相当普遍的反感，但瑞士的银行家们还是依从资本获利的天性，与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进行了大量的合作。

瑞士银行家毫无顾忌地将纳粹的赃物收入藏匿起来，包括用被谋杀的犹太人的牙齿填充物制成的金锭。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帮助逃亡的纳粹分子藏匿他们的战利品。有报告表明，希特勒本人在瑞士就有11亿帝国马克的存款（他拒绝缴税，后来通过了一项法律，使他获得豁免）。

更黑心的是，瑞士的银行家们还让被谋杀的犹太人和其他大屠杀受害者的幸存亲属很难拿回自己的钱。比如瑞士银行会让找上门的死者家属出具亲人的死亡证明——让纳粹集中营开死亡证明么？这要求是出于怎样一种脑回路？这类案件一直拖到1998年才在美国的压力下得到解决。

柔茹刚吐的现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少外部国家试图瓦解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但直到20世纪末，各种之前的尝试都基本失败了。

通常情况下，瑞士的对策是分而治之，并尽可能地拖延和混淆视听；实在拖不下去了，这时瑞士会签署长期条约或交易，巩固最低限度的让步，以掩盖主要的业务照常营业。

例如，战后不久，在与盟国就瑞士的归还与清点纳粹的秘密赃物进行谈判时，瑞士就向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和法国提供了大量贷款。瑞士驻伦敦大使直言，向英国贷款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英国政府在谈判中能网开一面”。

就这样，尽管多年以来，多国不断在外“围攻”，瑞士银行业的保密制度依然岿然不动，直到——

山姆大叔下场。

1997年初，一名在瑞银集团做夜班的保安无意中发现公司正在销毁大量二战时期的客户档案以及纳粹德国的帝国银行账目。正义感驱使这名保安——克里斯托弗·梅利先生——抢下了这些档案，并寄给了以色列驻瑞士的机构。

以1945计价的欧洲各国犹太人资产被掠夺的估计（图源：经济学人）

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1934年银行保密法，梅利的这种义举在瑞士是犯罪行为。对，尽管瑞银销毁客户档案的行为也触犯了瑞士法律，但是，恶法就是如此荒诞——揭露犯罪的行为也成了犯罪。结果梅利一家不得不在死亡威胁和瑞士警察的追捕之下逃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

之后，在美国媒体和欧美各国的轮番炮轰与制裁压力下，瑞士银行不得不与大屠杀受害者达成妥协，共计向超过45万客户家属赔偿了12.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