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真实历史图景中，分不出什么主义、原则和理想，不过就是有你无我的争霸战争，而且战争双方不仅暴力手段类似，所使用的谩骂语言也都大同小异。沃尔特·米德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2008年出版的《上帝与黄金》（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归纳了历史上这些“反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ophobe）势力在妖魔化对手时先后使用过的话语方式和手段。

2008年出版的《上帝与黄金》。来源：亚马逊

例如，在法国人眼中，长期的法英对抗，是虔敬的、文明的、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的罗马与残酷的、贪财的、以海洋和商业为基础的迦太基之间古老战斗的重演，在这个历史叙事中，英国一再被冠以“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之名。拿破仑执政时期，报纸的文章宣称：“法国在武装。历史在记录。罗马摧毁了迦太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府的广播每天都重复“英国就像迦太基，必被毁灭”的口号。

而在德国人眼中，德国之所以被困在了狭小的地域里，就是因为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构建的世界体系对德国的束缚，于是从德皇威廉二世到希特勒，都为德国扩展其“生存空间”而奋斗。在这个历史叙事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既是可憎的对手，又是可敬的先生。

第三帝国期间被任命为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的纳粹官员罗伯特·莱伊，看到了从克伦威尔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一脉相承，他在1942年写道，（英美）“把他邪恶的士兵看作上帝的选民。丘吉尔和罗斯福学到并牢记残忍伪善的克伦威尔的办法，证明了在过去三百年内英美世界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

纳粹官员罗伯特·莱伊。来源：维基百科

从大英帝国时代进入到美国时代之后，仇美、反美和恐美成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情绪。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的观察广为人知：“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神奇地直接由野蛮走向堕落、没有惯常的文明间隔的国家。”苏联作家根里赫·沃尔科夫写道：（美国）“总体上它对人类、对个人和精神文化有敌意，对获取收益有着夏洛克般的激情，不仅存在于血液中，也存在于活生生的灵魂和跳动的心脏中。”

伊斯兰世界的新闻记者指出，“谋杀在美国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回应小布什总统时所说的：“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国家的鲜血中。世界上哪里有战争和压迫，他们都参与其间。这些人用他们的工厂制造武器。这些人在亚洲和非洲发动战争，杀害千百万人民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生产、就业和经济。这些人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细菌并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

如果说，在“自17世纪中叶直到现在”这个历史时段中，有什么超出了各种主义和理论解释框架之外更为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那么就是这个传统了。沃尔特·米德写道：“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憎恨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光荣的传统。19世纪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动力最强劲、最先进的经济，仇英心理是当时最普遍的状态；反美主义则是当今的首选形式。

但不讨论直接目标的话，从极左到极右，从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学家、世俗的传统主义者、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疯狂的保王党，自克伦威尔时代到现在，谩骂的狂流一直倾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盎格鲁-撒克逊领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开修辞时，敌人们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攻击也一直绵延不断。”[2]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真实而且更加惊人的历史本来面目，那就是：每一次“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他们主要对手们的“大博弈”，总是前者胜利、后者失败。沃尔特·米德写道：“在三百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换一种说法，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或美国，或是两国联盟在它们参加的每次主要战争中均处于胜者阵营。这类胜利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3]

30年前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无法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自由民主对独裁专制的胜利，或西方集团对东方集团的胜利，但是很难不被解释为：在三百年来追求世界霸权的争霸战中“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于早期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这个挑战者主体的最后胜利，作为先后战胜了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各个主要挑战者之后的最近的一次决定性胜利。

这就是撇去了各种关于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泡沫之后，人们看到的那个由一个个争霸战争构成的真实历史图景。

3.以中国的成功重读苏联解体

如果没有中国的强势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角色，那么，近三百年来上述几个强权国家围绕世界霸权的争霸战，几乎就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本身了。而争霸战的胜利者，也几乎就是世界霸权的实际掌握者了。

混战的春秋战国在酝酿一个新秩序。来源：老资料网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与此非常类似的时代，每个有意称王称霸的诸侯国，都是一只眼盯着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另一只眼盯着整个天下的霸主地位，于是就出现了天下无一日无霸、霸主相更迭的历史图景，被称之为“霸政”时代。从中国历史上看，“霸政”时代是介于“分裂割据”和“大一统”之间的一个特殊时代，只在一些特殊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在“分裂割据”时代，自立为王的地方政权群雄并立，每一个都无力一统天下，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争权夺利、扩大实力，虽然也是混战，但并无称霸天下的总目标。一旦出现了少数几个地方政权每一个都强大到有实力完成统一时，就会进入“霸政”时代，霸主轮番称霸，天下无一日无霸。而一旦其中某一个争霸者最终灭掉了其他强国，一统了天下，也就进入了“大一统”时代。

以此做参照，近三百多年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其他主要挑战者之间的争霸战，很类似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霸政”时代。唯一的不同，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列强争霸，其实并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小天下”范围内的“霸政”。即使在苏联与美国的东西方“两极”对峙时期，其时的中国也仍然构成单独的一极，不在列强争霸的“霸政”天下之内。曾记否，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就是团结整个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

天主教是如何建立西方文明的。来源：Christian Audio

而这个“小天下”的范围，更准确地说，其实不过就是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这两个基督教文明的范围。近三百多年来的列强争霸战，无论多么像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其实并不是；在按照几大主要文明划分的世界范围内，这些历史只是其中两个主要文明甚至是泛称的“基督教文明”一个文明内部的事。

在同时存在着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等“非基督教文明”的当今世界里，“基督教文明”不过是存世的诸文明之一，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社会。而在中华文明重新复兴的新时代里，“基督教文明”也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其“小天下”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