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COVID-19虽然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但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

但也仅此而已，除了科学的部分，各个国家应对瘟疫的总体行为表现，背后还是各自所属文明的影子。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称“群体免疫”策略是“遵循科学”，具体的做法其实是什么都不做，让英国社会按自古以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延续自身。而中国的总体战、阻击战名正言顺依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进行，具体做法则是不惜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人为干预，强行阻断病毒的流行病学自然发展。

虽然都宣称自己的应对策略才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但实际上两者的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各自前现代、前科学时代的文明传统。

本人在刚刚出版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提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换言之，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虽然发生在公元21世纪，却也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本身的一种天然反应，源自于悠久定居文明守护家园保存人口的深层本能。

根据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自殷商到民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就多达261次。而根据历史记录，在抗疫时期地方官会将医治疾病作为行政的第一要务。早在东汉时期史书上就有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上在记载某地大疫之后，也可见“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遣医施药”等记载。比较起来，这种频繁的官民共同抗疫在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还有中华文明中独有的中医中药传统，由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名医构成的人才传统，由《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名著构成的学术传统，其他文明也都难以与之相比。

只有这样来看，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政府在确定了疫情的严重程度之后，便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启动了全民共同抗疫的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人民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分工开展抗疫。这种近于“天然”的反应，不需要拿美国或其他国家作参照，不需要与英国德国等国另类“科学”应对方式作比较，甚至不需要学习和演练。在外人眼里，中国似乎看起来天生就会，这种“天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文明因素。

这就是文明的独特性，到了COVID-19全球大流行这个非常时期，就凸显了出来。截止到目前，中国通过抗击疫情总体战、阻击战而形成的那一条独特的“政治曲线”，背后正是独特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

看到这一点，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能够率先走出一条堪为模板的“政治曲线”，为什么目前也只有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接近中国的“全国非湖北”，为什么多数西方国家会大概率地追随意大利的疫情发展而不大会成为中国的“全国非湖北”。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3月16日的文章预测，如果英国和美国政府继续其不干预的政策，最糟糕的后果，英国会有51万人死亡，美国会有220万人死亡，死亡的高峰在7月份到来。

如果真是这个恐怖前景，那么瘟疫与文明的历史剧真的又要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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