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阶段：工业化主导下的农业，规模不经济

其他领域我了解不是太多，仅从自己长期从事的农业领域来看，在工业化主导的阶段，主要是用工业化的方式来改造农业，要求农业也像工业那样大规模集约化，这个过程同样遵循工业的资本增密机制，在农业的产业化推进中强调农业的装备系数、资本化率、有机构成等等，这些恐怕在教科书上毫无疑问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实际上，因为我们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完成了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的以户为单位的占有。即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的资源被分户承包，形成了使用权大于所有权和其他权益的制度现象。这种淡化所有权的权利后来在法律上被物权化，进而又通过国家财政对农民生产补贴直接到户的制度安排所进一步强化，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农民分户吃租的体制。

由于分散吃租而使租值相对而言不能集中，同时，任何外部主体想推动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方式的时候，一定得跟分散地与农民做地租交易，势必增加交易成本。致使我们现在的地租水平大大超过了农业用地在农业生产上正常应该得到的收益水平。比如一亩地现在地租有些地区达到1000元以上。也就是在进入农业生产经营之前要先交地租，而这个地租已经大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最后所得到的收益。于是一定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越是提高，农业装备系数越是提高，土地租值预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推就越无法克服的情况。

当中国的农业政策单位学习别国农业规模化经验的时候，本来会发现，我们的对手，美国农场主不必支付地租，因此一般的农业规模化是靠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获得更大规模的土地，形成绝对地租总量的增加来支付资本化的成本。

中国确实不同于美国，因为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之前不仅得先支付地租，而且还有“交易成本”。因此不具备推进规模化的条件，于是，越照搬美国大农场方式农业就越不经济，这就叫做“规模不经济”。

这说明，在以往的工业化模式改造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但由于照搬西方的教科书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所以很难把这个教训说清楚。

生态化阶段：通过生态化资产池扩张来吸纳过剩

现在我们处在生态化改造阶段，这是跨周期的战略调整。因为在传统农业领域中只做一产化的集约化规模化，已经不可能弥补农民吃租所造成的土地经营收益下降。因为农业收益很低，无法形成正常合理的投资回报。

新阶段的生态化转型与打造“两山”思想指导下的“三化”，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资本深化”，体现的是“两山”给定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中国之所以要加强乡村振兴，最终是要靠生态化的资产池扩张，来吸纳已经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的流动性过剩。

客观上，社会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消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更多地需要实体产品，现在人们更多需要的是体现其自身生命价值的消费，各种各样的新消费方式正在产生。

与此对应的就是，这些年来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到山区、高原等地，包括这些地方的大量投入形成的设施资产的规模，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达到1300万亿左右，若以此做资产负债表分母，则分子是包括官方把控的设施资产在内的300万亿的综合债务；不过，这300万亿大部分同时也是资产。

这场自世纪之交遭遇生产过剩20年以来的战略调整，主要是在向生态化做战略转型，因此新质生产力一定是要符合国家的二十大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在资本全球过剩压力下，西方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推进的是资本野蛮生长，包括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的新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就是投机资本过多注入到了数字经济、信息化过程的投资，投机资本需要获得更高的回报，最终的结果是IT业泡沫促使新经济危机爆发。

因此，当中国目前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时候，更需要的是耐心资本。显然不可能用粗放数量型增长阶段得以无序扩张的投机资本去发展新质生产力。耐心资本对应的投资主体及适配性的新型市场体制，就是生产关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自16大以来坚决、自觉地向生态化转型，二十大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凡是与之相悖的皆非新质生产力。

同理，生态资源价值化就只能是以人为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社会需要自觉回嵌自然。同时，以往被照搬西方制度封闭起来的自然资源也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统筹兼顾，遵照“生态产业化”的指导思想有序开发。据此，这个转型只能是耐心资本介入，才能有序进行。

同理，中央十九大强调乡村振兴，这跟十八大确立生态化转型直接相关。生态产业化需要社会企业，而非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投资人，它是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