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过剩是我国前所未遇的情况，过去100年时间内，基本是资本短缺，过去前50年甚至是资本极度短缺，所以目前的挑战是我国从未遇见过的。所以，该怎么办？

如果“硬碰硬”，那就是其它国家可能会和中国“硬脱钩”，宁可要贵的、要不好的，也不要中国的。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现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去，可能就会硬撞南墙，头破血流。

虽然目前还没“硬脱钩”，但大量的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其它地方转移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友岸贸易”，只与同盟进行贸易。

当前中国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65.22%，农业对外依存度超过30%。此外，我国占绝对比重（占比超过50%）的进口大量存在，例如铁矿石、大豆等。

如果有一天这些进口都断了，那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完全不做准备，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高度城市化率的国家会出现大问题，委内瑞拉就是前车之鉴。

委内瑞拉是一个城市化率90%以上的国家，农业全部依靠大农场，但当其主要收入来源石油被美国掐断，整个国家就陷入饥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外逃。

2021年委内瑞拉连续八年遭受粮食危机的影响，一些当地人找到解决粮食短缺的方法——自己种植粮食。图自视觉中国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将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个概念，其实是和底线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让打工回乡的农民有房住、有饭吃、有事干，不能断了他们的路。不能只是一味地加快城市化，认为只有大部分人们进入大城市才能加快发展。这是危险型的激进发展模式，不是低风险的。

在这件事上，我容易被嘲笑成杞人忧天。但只有把激进发展主义模式转向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走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上，才有可能完成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观察者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这种“文章”要怎么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农村更有发展空间？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且真正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富了老板忘了老乡”，也就是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方面，您有何建言？

温铁军：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能“富了老板忘了老乡”的说法也很好。现在很多地方还习惯过去那套招商引资的方法，包括如何给老板们当好店小二，如何为投资者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

其实这些都不为过，但这种方法是在资本稀缺的环境下使用的；现在是资本过剩了，一些县自己就有数百亿的过剩资金可以使用，所以只要真的能“守正创新”地去深改，“两山”就是你的开发前景，大力发展县域产业化。

县域产业化其实就是各个县根据本县拥有的空间生态资源条件，进行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多业态的生态化开发。它主要是让农民分享产业留在县域的收益。

这一点，其实中央已经安排了路线图。首先就是“投改股”，把国家这些年投资到县域的资产，改为农民可以持有的分享股权。

例如，在黄土高原光照充足、降水稀少的贫困村，国家投资架设一套价值三五百万的光伏设备，“投改股”之后，将国家的投资转变为农民的分享股权，这套设备就是这个贫困村的。如果这个村有一百户人家，且这套光伏设备一年净收益30万至50万，大家一分，脱贫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想要把这种财产关系联系到乡村振兴上，就需要进一步把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特许权，转变为农民的收益。

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马家坝村，村级光伏产业与河流、田园、村庄相映成景。图自视觉中国

现在要求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用“三变”改革的方式让农民获得收益。例如很多地方组建了村经济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企业来架设光伏或者风力发电机，由于资源是集体的，就必须让村民享有长期化的股权收益。

这种方式可以将整个空间资源的所有权确定下来。只要把空间生态资源的“两山”理念和“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的思想相结合，用“投改股”的方式壮大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将国家维护这些资产的不断投入变成流动资金，再将这些收益变成农民可以分享的股权收益。这就不是忘了老乡，而是老乡可以分享县域产业发展的收益。这一系列深改的基本原则是生态化发展，叫“守正”，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

观察者网：过去这些年，您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年轻人不管是外出求学，还是外出务工，返回农村的越来越少了，农村人口“非老即少”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您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和缩小我们国家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现代文明生活”的巨大落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已有十年，您觉得新型城镇化和之前的城市化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新型城镇化在让农村人走进城市变得容易的同时，能不能让城市人走向农村的自愿程度也得到提升？

温铁军：外出之后返回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些制度让人无法留在农村，在这些制度的安排下，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公共产品市场化，导致资源分布不平衡，造成农村待不住的情况。所以“农村空心化”是人为造成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除了农民有进城的需求，市民也有下乡的需求。所以第二个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农村进城半年算是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时会被统计在内，那市民下乡半年是否应该被统计为农村常住人口？在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同时，是否应该解决下乡市民的农民户籍身份？

目前已经有一千多万市民去农村，这些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是否能在农村中得到和农民平等的身份待遇，这些都是问题。

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就明确强调鼓励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创新。但国内没有继续出台很多的相关政策。只有2017年武汉市委书记提出20条政策鼓励市民下乡，被称为“黄金二十条”。这意味着，其实群众中是有下乡的积极性的，特别是在疫情打击之下，这种积极性更加被激发，但政策好像并没有放开。

城乡融合现在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在提出“十四五”规划时，2020年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在底线思维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城乡融合战略开始被提出。过去是城乡统筹，以城统乡，现在城乡融合是城乡平等的形成融合，这才是如今该有的战略。

今天的县域城镇化跟过去强调的城市化差距很大。现在应该是由拥有生态环境资源、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自己决定，是继续做“村”，还是进入城市化？如果这些地方愿意保持农民身份，能够用最低成本治理方式来完成产业集群的治理，也应该被允许。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创新空间非常大。用创新的思路去推进深改，城乡融合就能成为一个市民愿意下乡、农民愿意进城，双向流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气象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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