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保护伞——东盟与不可分割的亚洲安全架构

几十年来，西方战略思维一直建立在一种舒适的假设之上：如果华盛顿逐渐退后，那么一系列地区盟友——包括由美国支持的“小多边机制”（minilateral arrangements），例如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不断强化的三边安全合作——将能够无缝接替美国的位置，对中国力量进行遏制。

但这是一种危险的误判。残酷的现实是：一个缺乏美国工业规模支撑的盟友遏制体系，在经济和军事层面都是无法实现的。随着西方力量局限逐渐显现，战略重点必然需要从由西方主导的排他性联盟体系，转向唯一有能力在后美国时代协调地区关系的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在结构性压力推动下，亚洲正在迎来一次历史性的外交机会：建立一种以“不可分割安全”为原则、包容性更强、不依附任何单一大国的亚洲安全架构。

2026年5月27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第二届东盟－海合会峰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盟友遏制战略从结构上看就是不可行的

认为地区中等强国——例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能够联合起来遏制一个与自身地理相连的超级大国中国，忽视了基本的地理、宏观经济和军事现实。

从军事角度看，这些国家面临着与美国相同的结构性弱点：弹药库存不足，高度依赖脆弱的次级供应链，且完全暴露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庞大的导弹打击能力之下。一旦失去美国长期保护伞的支持，这些国家无法在中国本土工业体系支撑下形成一个具有生存能力的前沿防御体系。

从经济角度来看，遏制战略要求这些国家主动摧毁自身经济基础。中国仍然是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增长动力。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试图针对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建立军事隔离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长期维持的矛盾。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华盛顿并不会为了保护亚洲前沿据点，而冒着美国本土城市遭受打击的风险，当前围绕排他性“小多边机制”形成的战略热情将逐渐消退。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会是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期的遏制集团，而是在避免一场灾难性、无法获胜的冲突的前提下，寻找一种管理中国影响力的新框架。

抓住机会：以东盟为核心的安全架构

随着遏制战略被证明是一条死路，战略主动权将不可避免地落到东南亚身上。长期以来，东盟一直奉行“东盟中心主义”（ASEAN centrality）以及战略平衡政策，在竞争中的大国之间扮演外交缓冲者的角色。

然而，如果美国全面收缩，东盟就必须完成角色转变：从一个谨慎管理大国竞争的地区组织，转变为推动地区秩序重构的主动设计者。现在，东南亚国家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讨论一种全新的、包容性的安全框架。这一框架可以被视为1955年万隆会议与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文件》的现代融合，同时也与上海合作组织（SCO）所倡导的一系列外交模式和安全理念形成呼应。

它将继承万隆会议的核心原则：反殖民主义；国家主权绝对平等；严格的不结盟原则；以及坚决反对外部力量推动政权更迭。

同时，它也将吸收赫尔辛基进程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承认地缘政治共存的必要性，承认现有边界，建立明确的危机沟通热线，并要求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遵守最低限度的相互克制原则。这一新安全架构的核心理念，是“不可分割安全”（indivisible security）。其基本原则是：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建立在牺牲另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

在实践层面，一个基于不可分割安全原则的亚洲安全架构意味着，地区内任何国家都不应加入针对其他地区成员的军事联盟或排他性小多边机制。

安全不再是一种由少数国家垄断、用于竞争的零和资源，而应成为整个地区共同享有的公共安全资源。

成功条件

要使这一地区安全架构从外交理念转变为现实运行机制，它必须真正由东盟主导。任何新的安全架构，如果被认为是由中国推动，或者间接代表中国意志，都将失败。

地区国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投入政治资源：即这一框架是由它们自身参与设计的；并且它们能够公开宣称这是属于自己的成果。

非东盟国家可以表达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也可以接受这一框架的存在。但整个进程不能由外部力量设计。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东南亚自身的主体性之上。

当然，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参与是这一倡议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参与必须谨慎处理。北京非常清楚较小邻国的政治心理：如果任何地区性安排被包装成“中国制造”的成果，那么它将立即激发地区国家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情绪。

因此，通过确保东盟领导这一进程，并让东盟能够公开获得“万隆+赫尔辛基模式”的政治成果，中国以及其他地区国家都能为东南亚领导人提供必要的外交空间，使其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华盛顿的反制行动将会非常激烈。美国可能会通过其仍然存在的地区影响网络，尤其是泰国军方情报体系、菲律宾传统亲美政治力量以及澳大利亚外交体系，施加巨大的外交、情报和经济压力。日本国内的强硬派也必然会被激活。美国将警告地区国家：脱离美国体系意味着成为北京的“附庸”。

菲律宾总统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会见鲁比奥个人社交平台

同时，美国可能通过定向制裁、资本撤离等方式，试图维护自身在亚洲的影响力。为了抵消这种压力，中国自身对于建立不可分割地区安全架构的贡献，将依赖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地区国家面临的安全能力缺口。北京可以以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方式提醒地区精英：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已经面临工业能力上的限制。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继续部署西方军事力量，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接受一种风险：为了一个甚至无法保障自身稀土和磁铁供应链安全的超级大国，承担必然遭受打击的风险。中国的角色不是强迫地区国家接受某种安排，而是提供一种战略保障：如果东盟国家选择摆脱美国体系，北京将以外交支持和经济合作回应它们的政治勇气。

最重要的杠杆：多极化风险分散

无论如何，中国巩固这一地区架构最有效的工具，并不是军事胁迫，而是用其独特能力，帮助东盟国家摆脱对西方主导金融体系以及不可控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一个由东盟推动、中国支持的地区安全安排，其真正优势在于：它能够为地区国家提供面对全球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经济“去风险化”。

东南亚长期面临能源安全风险，其中包括中东地区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海上通道可能受到影响。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亚能源生产国的深度合作，并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形成的大陆联系，可以为东盟提供更加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渠道。通过输送价格更具优势的原油和天然气，中国能够有效降低东南亚受到西方主导能源体系冲击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在电气化领域的产业能力，也能够进一步帮助该地区减少未来能源危机带来的影响。此外，如果美国试图通过美元体系施压，或者利用SWIFT金融体系实施制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e-CNY）清算机制以及跨境支付网络，可以成为一种金融防护体系。北京可以提供一个能够抵御制裁的平行金融生态。通过利用自身在资源、工业能力以及供应链方面的优势，中国可以将东盟国家面临的选择，从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民主还是威权”，转变为一个更加现实的国家利益计算——“哪一种选择能够保障国家生存？”

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愿同东南亚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能源安全问题。

不可阻挡的外交引力

一旦这种以不可分割安全为基础、由东盟主导的地区架构开始逐渐形成，它很可能会引发一种外交与政治层面的连锁效应，而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中等强国将发现自己实际上很难抵抗这一趋势。

对于东京和首尔而言，未来的选择空间将迅速收窄为一种明显的二选一：要么继续维持对一个遥远且正在衰退的超级大国的依附——这种依附已经变得空洞，并且伴随着高度危险；要么加入一个包容性的泛亚洲安全框架。后者能够保障它们自身的安全生存，同时维护它们与地区最大经济伙伴之间的重要贸易关系。

一旦这些国家失去了依靠美国军事力量进行安全托管的可能，日本和韩国国内要求通过东盟主导的机制，与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压力将变得越来越强。即使是澳大利亚——这个传统上最坚定的西方阵营支柱之一——也将面临根本性的战略重新评估。澳大利亚地处一个毫无争议属于亚洲的海洋区域，它是否能够承受成为一个高度孤立、暴露在外的西方前沿据点？

当其主要经济市场以及周边地区国家逐渐加入新的地区架构时，堪培拉将面临一种不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引力：逐渐减少对传统英美体系的依赖，并融入正在形成的亚洲地区现实。

最终安排：一种可行的平衡

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结束，以及美国地区霸权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亚洲必然滑向一个充满混乱和无序冲突的黑暗时代。美国结构性退出这一过程，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已经酝酿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调整清理道路。

通过扩大万隆会议的原则，结合东盟长期以来以共识为基础的外交实践，并吸收上海合作组织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一个由东盟塑造的地区安全架构能够为亚洲提供一条更加理性、现实的道路，使其摆脱大国竞争导致的灾难性战争陷阱。

它将以一个由地区自身管理的稳定平衡，取代一个依赖外部力量维持的脆弱霸权体系。最终，向一个包容性、不可分割的安全框架转型，不仅是“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一种替代方案；它或许也是亚太地区在地缘政治现实约束下，唯一能够长期维持的未来。

在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扩张之前，亚洲曾经存在过属于自身的地区秩序。而当持续了半个千年的殖民不平等时代逐渐落幕之后，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亚洲秩序同样可以重新形成。在所谓“亚洲世纪”到来的过程中，亚洲安全体系未来将呈现何种形态，又将如何运行，最终仍然取决于亚洲地区各国人民自身的塑造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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