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是压制欧洲。2月中旬，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猛批欧洲“基本价值观倒退”。结果并没有令人信服，反而引发欧洲人恐慌，重新反思所谓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开启“去美国风险”，德国通过巨额负债法案推动国防政策转型。反而在后面的关税战中，欧洲成了反对特朗普关税的先锋，中欧合作也在加强。

九是削减援助。特朗普把对外援助暂停90天，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裁员97%，计划并入美国国务院。结果是，许多曾经拿了USAID钱的那些媒体，现在拿不到钱了，转而开始猛夸中国。与此同时，很多面向海外发展中国家的真援助项目严重缩水，当地居民基本食品药物断供，重创美国声誉。

十是全球加税。这也是最近最受全球关注的。对外国普遍实施10%基准关税，看人下菜碟，对不同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原先说要集中对付中国，中国不理他，他自己越来越着急。结果美国股、债、汇市三杀，不到一个月，美股的市值蒸发了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去年GDP的四分之一。

4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集装箱码头。

特朗普不得不推迟、豁免、认怂其全球关税计划。他曾称每天将“多收20亿美元关税”，实际上，3月份美国比去年只多收了2亿美元关税，造成的损失是经济增长率下调0.9%，全年直接经济损失超2000亿美元。

回过头看，我认为，“明叔”形容特朗普执政进入“垃圾时间”这个说法并不为过。从学理角度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百日维新”显然是失败的，英国《经济学人》也给他做了个倒计时，说“困兽状”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仅剩下1300多天了。接下来，他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能够做成的事并不多。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去应对。

·美国外交的混乱源于战略研究界的没落

观察者网：有外媒认为当前美国外交领域的乱象，某种程度上源于政府内部两派人的争斗，形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变数在于，究竟是共和党的传统精英能够“驯服”特朗普，还是特朗普能把个人意志强加给建制派。您认为派系内斗对我们观察特朗普的政策有多大参考价值？

王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写过一篇文章说，“每位美国总统都有一个外交政策思路，但是特朗普有五个”。这体现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混乱。既因为建制派与他本人的意志存在对立，而且他的团队中，有大量人士会按照总统的偏好去设定外交动向。

布兰德斯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分为五派，一是全球鹰派，也就是延续过去共和党建制派的主张，要维持全球霸权，以国务卿鲁比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为中心；

第二派是“亚洲优先”派，以五角大楼的一批人为代表，主张美国减少对中东和欧洲事务的参与，要聚焦亚洲，尤其是要遏制中国，维系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

第三派是“回归美国”派，认为美国要避免被卷入冷战的泥潭，尽量减少负担，这一派人以副总统万斯为中心；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宣布将全面重组美国国务院，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视觉中国

第四派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派，以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他鼓吹关税作为武器，能为美国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制造业回归；

第五派就是所谓“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强硬派，主张美国优先，反对对外援助，甚至要吞并外国的领土。这一派主要以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为中心。

布兰德斯总结的这五派人彼此有一定重合，但也有一定分别。他们都在迎合特朗普的偏好，“揣摩圣意”。而这背后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大战略的终结”，美国越来越缺少大战略家。

理由有三：

首先，自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之后，美国已没有真正具备学术功底、智库运营和政府工作背景、社会经验丰富、受到世人尊重的大战略家了。

如果你站在特朗普的视角看美国，会发现“满朝无可用之臣，全军无可用之将”，整一个破败王朝的战略人才匮乏的局面。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每个主意又都说服不了所有人，于是，彼此之间“打架”，特朗普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天一个样，明天另一个样。

第二点，美国当下的外交政策混乱，其实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战略研究界的没落。

过去十多年来，我经常同美国战略研究界有交流，还主持过教育部在人民大学设立的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项目，每年会同大量的美国智库学者、官员交流。我们发现，整个美国战略研究界的研究功底在急剧下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非常粗浅、非常内化的，即在通过想象和自我中心式地描绘与思考世界。

之前我采访和拜访过多位美国大战略家，比如基辛格，九十多岁高龄，每年还要飞好几十万公里，在全世界去做调研和访谈。现在，我每年差不多要到十多个国家去开会调研，在外面看到的美国战略学者越来越少，比起十年、十五年前少多了。说明他们不怎么搞调研了。没有调研，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

比如，刚才讲的布兰德斯这位美国“80后”青年学者，还有像杜如松（Rush doshi）、韩美妮（Melanie Hart）等算是美国新生代战略学者里比较优秀的一批人，但坦率讲，他们的战略视野比起老一辈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匮乏的。

这些年的美国战略界真的缺乏大思考、缺乏优秀作品问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那一代的战略学者，周期性地都有震撼世界的作品问世。

第三点，当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与飘忽性，主要源于美国社会的分裂，导致美国民族陷入了“内分泌混乱”。

如州和联邦之间出现了巨大分歧，联邦政府的政策，州政府可以公开顶撞。美国社会的这种内部混乱，导致广大美国人并不能对世界变局拥有共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给美国外交未来的走向带来了高度不确定性。

所以正如刚才我说的，我们要防范一个最坏情况的出现，即“更年期综合征”发作的美国，突然抛出一个令所有人猝不及防的措施，或者进攻性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