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多边框架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WTO和CPTPP，还有RCEP等等。

王辉耀：

是的，实际上CPTPP里面就有东盟国家，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日本等，他们其实都不同程度欢迎中国加入，没有国家要反对中国加入，他们可能是担心特朗普政府不高兴。

我最近跟美国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交流，她原先就是美国TPP的首席谈判代表，她跟我说过很多次，当时制定TPP框架协议的时候，中国离这个标准差距比较大，所以就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但原来整个TPP设计不是要遏制、防范中国的。

今天早上出席CCG论坛的夏尊恩（Tim Stratford）曾经是美国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也对我说他们美国贸易委员会当年开会讨论美国要不要加入TPP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当年是文莱、新加坡、智利等几个小国觉得他们去谈FTA力量太小，干脆抱团搞个圈子去跟人家谈，后来才引来美国的兴趣，其他国家也感兴趣了。当时他们的初衷只是想制定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议，而当时他们觉得中国还没达到很多WTO的标准，所以中国暂时进不来，并不是说这个框架是专门设计用来针对中国的。

记者：

所以RCEP和CPTPP两个圈子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外界曾有一些解读说，美国重返亚太，拉起一个TPP圈子，而中国拉一个RCEP圈子，双方较劲。

王辉耀：

至少美国官员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么说的。最近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也采访了我，她发表的一些文章描绘TPP的愿景：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最大贸易国能够加入TPP，那么全球贸易将会得到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推进的可能性。李克强总理也曾经对日本记者表态，对加入CPTPP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我们也见了很多大使，他们都对此表示支持。

相比起来， RCEP仍然是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当然也是很大的进步，而CPTPP则包括了服务贸易，数据流动等等领域，标准更高。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大使圆桌会

记者：

最新的消息是RCEP已经成功签署，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王辉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减少了中国加入CPTPP的一个障碍，因为原先国内有一种声音说中国连RCEP都没有加入，加入更高标准的CPTPP就遥遥无期。现在我们完成了RCEP的谈判，就可以向更高的标准迈进。

实际上要加入CPTPP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签署的RCEP都谈判了七八年，如果CPTPP能够在拜登的任期开始之际启动谈判，在他4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国能够加入进去就很不错了。

我觉得加入RCEP的象征意义还是很大的，说明我们拿出了愿意加入多边框架的积极姿态，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

RCEP主要侧重于太平洋西岸，那么下一步把东岸也带进来，就是CPTPP，能这么看吗？

王辉耀：

是的，RCEP整合了很多东盟国家，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智利，美国等等，就是一个环太平洋的框架，但就像我前面讲的，跟WTO的164个国家比起来，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十几二十个国家，谈起来贸易改革比较容易。

除此之外，我觉得中欧投资协定应该尽快签署。我们现在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2.0版的新“三国演义”，拜登上台对我们来说还是未知数，但是他一定会争取欧盟作为同盟，欧盟也是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如果我们不和欧盟搞好关系，对中国十分不利。

记者：

但是欧盟方面在自己没有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现在主张中国打开边境，对我们控制疫情的努力来说，这似乎是比较难接受的一种要求？这是不是需要靠您刚才提到的疫苗峰会来协调？

王辉耀：

如果马上开放边境，确实对疫情防控不太好，同时我们也应该探索怎样在疫情环境下去跟外界交流。

在疫苗出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适当开放的，比如有限开放签证等等。现在某些高端人才，跨国公司高管回不来，其实也影响中国经济。我们抗击疫情做的好，请别人来亲身体验，也是给中国加分的。

如果说中国完全关起门来，不让人家进来，我觉得不太好。之前我们自己的同胞，华人、华侨、留学生都回不来。比如像我们的好多国际学校，基本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外教都回不来，家长都要退费，办不下去了。还有美商会会长说他们有1万名高管和家属回不来，连包机都没有，后来才增加了包机，逐渐又允许有中国工作签证的人回来，但现在访问签证还没开放。

我觉得应该探索一个既能确保控制疫情，又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案。要尽可能在科学允许的情况下，想办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回来。

另外就是我刚才建议的疫苗峰会，现在生产这些疫苗的厂家都集中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当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G20，如今为了应对疫情危机，为什么不能召开一个G10峰会，建立一个机制呢？

我们并不一定要用对抗思维，西方拉一个G7的圈子，我们也可以提倡融合，增加中国，俄罗斯，印度加入一起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把这个多边国际治理的新方案提出来，我估计欧盟可能赞成，其他国家也都不一定反对，美国可能反对，但如果拜登上台能想得通也未可知， why not？

再加上拜登对气候变化问题也特别重视，这个G10峰会既能协调抗疫，又能协调碳排放。因为6个最大的碳排放国都在里面，人口也占到全球的50%，如果G10开一个圆桌会形成一致，对世界会有巨大影响，这反过来又能对G20、联合国和WTO的运行机制形成借鉴。

记者：

刚才我们提到的中美欧“新三国演义”，现在RCEP中的东盟已经超过欧洲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整个全球经济环境，包括出口，确实还有下行的压力。我们之前提出双循环格局，你对此怎么看？

王辉耀：

原先一些中国企业只生产出口产品，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口了，好多企业被迫要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到国内。另外一方面，中国消费能力已经也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到60%，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不断扩大，已经达到4亿人，中国的内循环自然需要提升，我们不能永远都去满足国外的出口市场，因为我们现在内需的原动力就很大。中国内生原动力提升的同时，又提升了对国际产品和服务对中国的供应能力。

改革开放40多年后，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新阶段。

我把“双循环”看成一个8字的两个大圈，而不是一个大圈和一个小圈，这两个圈都必须快速流通才能循环起来，或者可以看作自行车的双轮驱动，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否则不能行稳致远。

中国的生产力大大增强，可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国内消费和国际消费；中国的消费能力也大大增强，可以消化更高水平的国内和国际生产。中国有了大规模的国际消费能力以后，反过来也可以提升国外对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甚至提升人民币的地位，这都是不矛盾的。否则如果只有国外单向消费中国产品，中国没有国际消费的话，外国挣不到钱，也不会有能力可持续消费中国产品。所以如果要科学地去下定义的话，“双循环”实际上是大8字两个大圈的循环。

记者：

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全球局势新的发展方向。

王辉耀：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在用20世纪的治理模式应对21世纪的发展现实。

比如说在20世纪跨国公司在全球兴起，规模比很多国家都大，他们在全球范围的运营收入并没有反哺到所在国或任何地区的人民，比如国际上有很多税务天堂集中了大量资本，美国最顶尖1%的人口差不多占有全国近50%的财富，当前的全球化使这批人获益，使穷者更穷，华尔街里的富者更富，形成马太效应。

这个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中国成了替罪羊。比如中国出口一个苹果手机卖1000美金，中国人可能只挣50美金，但中国出口货物的标价就算在我们的FOB里，算成了贸易顺差。 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挣那么多。

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全球化，而治理模式仍然是本地化，这就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挑战。没有一个世界治理机制，未来还会有矛盾。

尤其是在别人看来，中国很另类，又能控制好疫情，又是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我们现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好些，如果还天天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与众不同，别人可能就听不进去了，这就导致特朗普主义的持续产生，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民粹化倾向。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多边主义框架，形成一个比如G10的共同治理模式，还有包括联合国和WTO的改革，都要形成共识。当然现在要形成共识的话，比美国一家独大的时候要难，那时候只需要它说大家听。现在中国这么大，大象跑进瓷器店，不说话也不行，所以必须坐下来协商，积极主动，找出方案。

我觉得经过过去4年的折腾，唯一比较好的一点是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原来还有这么多矛盾，甚至都可能为此打起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好好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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