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GDP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25%-26%，但面临新兴国家群体的集体冲击。对比历史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闭关锁国，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被动落后；如今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脱钩断链，而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历史规律证明，封闭斗不过开放，阻隔斗不过联通。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不是政策性开放，而是制度型开放，通过制度保障实现与世界的接轨融通，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总而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新的开端与变革，意味着全球力量与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完全由西方主导、支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合理的多极共治局面，这是百年变局的核心指向。

（二）国际格局转型过渡期

转型过渡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苏东阵营解体、冷战格局终结之后——旧的两极格局瓦解，新的稳定格局尚未形成，由此进入转型过渡阶段。

21世纪初是转型过渡期的积累酝酿阶段，到2026年的今天，转型期已进入矛盾尖锐、冲突多发、大国关系持续紧张的阶段。纵观历史，任何格局转型期，大国关系都呈现持续紧张的特征。当前转型期恰逢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特征。本质上，力量对比尚未定型、格局结构尚未固化，本身就会导致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守成国对任何潜在挑战国都会高度敏感。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战》中考察了历史上16次权力转型，其中12次以战争方式收尾，即通过战争决出胜负、重塑秩序，“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由此而来。另一位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曾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他访问中国交流后，也表示“希望大国政治的悲剧是错的”。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受历史经验局限，认为权力转移只能通过战争实现；但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纵深，有更丰富的治理智慧与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注定一战封面》，艾利森著

梳理历史上的几次转型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当前转型的不同特征：

第一次转型是19世纪末到一战前，大国获取利益的核心方式是殖民扩张，通过军事占领殖民地获取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当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直接激化。

第二次转型是一战后到二战期间，大国利益争夺转向战争手段，赢者通吃，从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集团化对抗，各国结成同盟阵营，壁垒分明，最终引发全球性战争。

当前的第三次转型，即冷战后至今的转型，大国博弈的核心是制度之争。美国的霸权是典型的制度霸权：通过主导建立国际组织、设计国际规则、控制国际制度获取最大收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都是制度霸权的体现。美国自诩不搞殖民地，实则通过制度规则收割全球利益。

如今美国的制度霸权面临压力，开始推行泛安全化、“退群”甚至试图另起炉灶。联合国本是美国倡导大国合作建立的机制，如今美国却不断背离多边框架。

需要明确的是，转型期矛盾叠加、危机频发不是意外，而是所有转型期的共同特征。只有格局相对定型后，局势才会趋于平稳。

回到“未来十年关键期”的判断，我认为其核心指向是科技发展的颠覆性突破——谁能率先取得科技领域的颠覆性成果，谁就能占据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如果说AI时代的战争形态变化还属于远期判断，那么科技竞争抵达临界点已是近在眼前的趋势。如果前沿科技实现颠覆性突破，生产力将得到极大释放，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多极化与国际力量对比

十年前提多极化，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中国反对单极霸权的表述；但如今美国官方也开始提及多极化，万斯、鲁比奥等人都公开讨论多极化趋势。美国的结构性战略调整，正是基于“世界进入多极化、美国无法独霸全球”的判断。

多极化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是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多极化”。2024年外事工作会议为多极化加上“平等有序”的定语，是有深刻考量的——多极化并不天然等于稳定，单极、两极格局也有其稳定机制。只有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才能带来真正的全球稳定。与之配套的是“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张。

另一种走向是开历史倒车：美国通过脱钩断链打造平行市场，形成两套相互割裂的市场体系，导致世界两极分化。美国国内讨论的“G2”概念，本质仍是中美两分天下，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框架。

我认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百年变局的最终方向。

二、国际战略形势转变的特点

1.从“中心—边缘”到“南方崛起”

国际力量对比的衡量标准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是存量博弈，以GDP总量论强弱；如今增量竞争的权重不断提升，核心增量就是算法、算力，而算力直接与电力能力挂钩。美国外交委员会提出“电力国家时代”的概念，电力能力直接决定算力支撑能力，进而决定国家在AI时代的核心实力。

国际影响力的体现方式也在变化，核心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塑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断提出新倡议、新概念，探索新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新型发展道路的代表。中国绝不输出发展模式，但愿意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开展交流互鉴。

规则设计与议题设置能力，是国际影响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远不止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对外援助那么简单。2014年北京APEC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的国际会议，议题基本由美欧设计，新概念由西方提出，中国学界的工作多是解读西方概念。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二十余项议题，此后在议题设置与规则设计上持续推进。如今在金砖会议、上合组织会议、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中国提出的诸多新议题、新倡议，都具有前瞻性与代表性，契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关乎人类发展方向与共同未来，因此能得到广泛响应。

此外，“链条实力”成为国力的新维度。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掌控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与关键矿产、能源安全深度绑定。美国推动脱钩断链，本质是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关键产业链中剔除；但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具备不可替代性，稀土就是典型的战略性资源。美国测算，要建立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稀土开发与制造产业链，需要五到六年时间，难度极大。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从低端制造到高科技产业链覆盖完整，印度、东南亚都无法完整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地位。

2.大国博弈的核心逻辑

当前大国博弈呈现两个突出特征：竞争长期化，阵营模糊化。一方面，大国竞争是长期趋势，不会在短期内消解。另一方面，清晰的阵营划分越来越难。欧盟试图绑定美国、依托北约深化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成员国的施压，加剧了美欧矛盾；印度、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普遍推行全方位外交，不会完全绑定某一方。阵营边界的模糊化，是当前格局转型期的重要特点。

当前的大国博弈是单一主导下的多元博弈，制度性竞争贯穿始终，竞争领域延伸至关键矿产、海上通道等维度。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核心是争夺关键矿产；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能对全球油价与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凸显了海上通道的战略价值。如今的地缘竞争不再是传统的占领领土、增设军事基地，而是聚焦关键节点、关键领域的精准竞争，竞争范围更广、焦点更集中。

资料图：霍尔木兹海峡 视觉中国

3.美国战略收缩的动因

关于美国是否在战略收缩，学界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美国没有收缩，只是霸权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美国的收缩还是在进行过程中，因为这个收缩不是由一个总统的愿望而决定的，而是实力约束下，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维持霸权的成本远超收益时，收缩与调整就是必然。

美国整体影响力在下降，而科技竞争需要巨额投入，中国的科技投入规模已对美国形成压力，因此美国必须调整资源配置，向核心领域集中。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提出高科技“曼哈顿计划”（The Genesis Mission，又译“创世使命”）。因其调动资源的规模和紧迫性，被白宫直接对标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同时面临财政压力，又限制中国在量子通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只能通过战略收缩优化资源配置。

这种收缩不是全面退守，而是战略聚焦——在局部领域反而会表现得更咄咄逼人。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就是典型：在中东方向寻求阶段性缓和后，会将重心转向拉美，先后针对委内瑞拉、古巴，巩固“后院”。而亚太地区始终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为中国是其核心战略竞争者，这一方向不会改变。美军将印太司令部调整为太平洋司令部，也是战略收缩与聚焦的体现。

战略收缩期，美国也有动力缓解大国紧张关系。特朗普寻求与中国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质上也是服务于其战略聚焦的整体逻辑。

需要明确的是，判断美国战略收缩，不代表中国就要顺势冒进。中国的战略始终按照自身节奏推进，不会跟随美国的步调进退——这是吸取冷战的重要教训。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不断超越提升自己，而不是削弱打压他国，中国的发展依靠自身竞争力，而非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基础上；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中国依然重视美国市场，也愿意与美国开展各领域合作。

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的长远方向，是走向更加均衡的状态。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各国树立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承担共同责任。我曾和美国学者交流，问他们中美关系何时能真正改善，对方回答“只有小行星撞地球的时候”——只有共同的外部威胁出现，美国才会放下竞争。但我认为，当下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公共卫生等共同挑战，就是那颗“小行星”，这些全球性问题远比国别竞争更迫切，需要各国携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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