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德美和德中关系

作为新联合政府总理和上届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 (Olaf Scholz) 或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默克尔时期的对外政策。朔尔茨的性格偏向沉稳务实，可能是因为其过去15年在政府任职的缘故（曾任职劳动和社会事务部、汉堡市长、副总理兼财长），他对情绪和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这也是朔尔茨能带领社民党在本次选举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不过，外交并非朔尔茨专长，因此他在竞选期间较少就该问题做阐述，只是泛泛提及一些基本原则。

新政府对外政策比较大的变数来自绿党和自民党。二者对推行价值观外交抱有很大热情，并且试图改变默克尔时代德国在中美之间维持中立的战略定位。诚然，德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在总理府，但外长会有意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展现个人风格和政策取向。当总理和外长来自联合政府内的不同政党时，还要考虑到党派竞争因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出任外长的是绿党的另一位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从三党共同通过的组阁协议来看，提升德美关系是各派共识。双方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

• 健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的制度性安排，共同引领WTO改革，强化国际贸易的环保和劳工标准；

• 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互联互通、国际安全和裁军等问题上建立紧密的全球治理合作伙伴关系；

• 围绕数字主权、网络自由、人工智能问题加强跨大西洋对话；

• 捍卫共同价值观，遏制威权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扩张，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以巩固德美和美欧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支柱，因此新政府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同盟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与往届政府不同的是，新发布的组阁协议强化了德美团结应对中国的基调。比如，文件明确德国将依靠欧盟、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应对共同挑战，减少对华战略依赖。

尽管组阁协议不一定会百分百地转化为外交政策，但未来新政府在与北京打交道时，恐怕会更倾向于倚仗美德、美欧同盟，联手对中国施压。这与默克尔执政时期一边维持美德盟友关系，一边在中美竞争中审慎保持中立的态度有很大区别，显示了绿党和自民党对前政府外交路线的修正。

今年9月，中国方面拒绝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停靠中国港口的请求。

在涉华问题上，德国是维持战略定力还是加入美国围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朔尔茨对新政府的控制力和执政联盟的内部博弈。2022年1月，德国将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预计中美欧三角战略问题将很快被提上新政府的议事日程。

与在对美方向上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提议相比，新政府组阁协议中的涉华部分几乎被负面议题主导，且处处与意识形态挂钩。在对外政策部分，协议明确表示德国将在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维度下制定对华战略。这个三分法定位是欧盟首创，如今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拜登政府借鉴。中国一直反对三分，尤其是充满你输我赢色彩的制度对手提法；默克尔政府曾对此做模糊处理，但新政府大概率会忽视2014年建立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在具体问题上，组阁协议点了东海和南海争端，呼吁在国际海洋法基础上解决矛盾；提了涉疆、涉港问题，要求中国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重新恢复”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外比较出格的是协议阐述了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国际警察式的口吻声明“台湾海峡现状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在两岸均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改变”，且新政府“在欧盟一中政策框架下，支持民主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除了上述国内媒体已关注到的要点，组阁协议还在其他章节提到或暗示了新政府将针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

• 在网络、电力等领域强化外资安全审查，严防不可信赖的外国公司参与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 以人权标准审视供应链和商业关系，支持欧盟对强迫劳动制成品发布进口禁令；

• 中欧投资协定因种种原因不能生效，政府需继续为企业解决在中国面临的不公平和歧视性待遇；

• 国际体育赛事举办需符合人权标准；

• 改革欧盟理事会在外交安全事务上的表决制度，减少使用一致通过机制，防止中国等国家破坏欧盟团结；

此外甚至高调宣示，德国新政府准备好为各国的民主抗争运动提供坚定可靠的支持。这种价值观导向的对外政策是绿党和自民党在选举期间一再强调的，这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和原则大相径庭；单从用词上看，也比默克尔执政中后期的外交口号调门更高。一旦付诸实践，预计中德未来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也将矛盾重重，吵架多、共识少可能将成为两国在多边国际场合的关系常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组阁协议的外交政策表述带有鲜明的绿党特色。以对华立场为例，绿党区别于社民、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做出了详细阐述：

• 对华关系的定位是，中国既是欧洲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制度性挑战者；

• 经济上，德国需利用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推动后者对外资给予更公平待遇；绿党不会同意欧中投资协定的现行版本；欧洲供应链法必须禁止源自强制劳动的产品进入欧盟内部市场；

• 政治上，中方必须“立即停止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极其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同中国的合作不应以损害第三国利益或践踏人权及公民权利为代价；

• 绿党恪守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主张扩大同台湾地区的政治交流，绝不容许大陆方面以违背台湾人民意愿的方式统一台湾。

绿党领导层对华态度强硬且充满偏见，并非是近年来的新现象。过去十多年来，该党一直在德国和欧洲议会扮演反华先锋、甚至是类似美国代理人的角色。2021年3月被中国政府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 (Reinhard Bütikofer) 就是其中的典型。再如，2019年8月，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鲍泽 (Margarete Bause) 试图偷偷混入议会访华团被中方发现并拒绝后，故意制造外交风波的闹剧。

德国绿党籍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资料图

由于长期偏见和新近制裁，绿党进入联合政府将为中德关系带来更多曲折。中国很可能既要和德国新内阁中的一些成员针锋相对，又要同时与朔尔茨在内的稳健派保持合作，确保中德关系不崩盘。如今，绿党主导德国外交部，将使我们维系这种平衡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还要提一下中德有关应对气变的国际合作前景。绿党出身的新任外长贝尔伯克当然知晓中德、中欧保持建设性对话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但在绿党主导德国气候和外交事务的局面下，德方设想的中德政府气候合作，恐怕更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敦促和施压，我们不能对此心存幻想。中欧之间围绕双碳时间表、煤电、碳关税、碳定价等问题已有不少矛盾，等到绿党上台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关注焦点。

贝尔伯克 资料图来自澎湃影像

诚然，朔尔茨和社民党会在气变问题上对华稳妥行事，但不容忽视的是，绿党有可能绕过联合政府，以非常规方式对华施压。较之社民党，绿党有更强的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动员力。一旦意识到在政府层面做不通工作，他们可能会考虑动员民间力量对中国和中国企业进行污名化打压。类似当前热炒的强迫劳动问题，以后的新话题可能会变成抵制中国的“肮脏”（高碳排放）商品，或是以公民请愿的形式要求对其加征高额碳税作为惩罚。

这不一定是德国政府希望看到的，甚至可能不是绿党党首贝尔伯克或哈贝克的初衷；但绿党毕竟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政党，其内部既包括比较接近中间路线的务实派，也有大量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党的领导层对后者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一旦发生对中企的污名化打压，我们在政府层面同德国交涉，效果可能非常有限。相关企业还是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在做好公关预案的同时，尽早依照新发展理念实现自身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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