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多极世界必须避免复制旧的权力结构

超级帝国主义的政治维度通过两种手段配合运作：一是对帝国认定为“不可接受”的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干涉，二是在其希望保留的国家制造驯顺的政治势力。

赤裸裸的干涉手段在2026年1月3日充分暴露。在代号为“绝对决心”（Absolute Resolve）的行动中，美国军队轰炸了委内瑞拉，三角洲部队突击队从加拉加斯绑架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第一夫人西莉亚·弗洛雷斯，将他们押送至布鲁克林的一所监狱，并宣布将由美国法院裁决他们的命运。至少八十名保卫玻利瓦尔革命的战斗人员遇难，其中包括三十二名古巴国际主义战士。

此次行动未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未提出自卫主张。特朗普在电视上援引了他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国务卿则直白地说出了潜台词——政策变更和石油获取。特朗普2025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已明确作出了这一转向，宣布对门罗主义的“特朗普补充条款”，并要求寻求美国援助的国家“逐步减少对抗性外部影响”——言下之意：切断与北京的联系。

《纽约邮报》在头版发表“唐罗主义”漫画

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记录了上个世纪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超过四十次政权更迭。所不同的是，如今连以往行动中尚存的外交礼仪也被抛弃了。

这一转变向每一个正在权衡选项的亚洲政府发出了普遍信号。而信号已被接收。绑架事件发生数日内，美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外爆发了抗议活动。亚洲人民正确地解读了这一模式：在加勒比海绑架一国首脑与对中国一个省份的围堵，属于同一套逻辑。

第二种更为隐蔽的手段，则通过对亚洲国家本身的政治俘获来运作。右翼势力在本地区全面推进——日本自民党取得绝对多数，尼泊尔的选举动荡推翻了共产党多数派，菲律宾的国家—军事融合不断加深。

在这些势力背后，运行着选举干预、非政府组织俘获、基金会资助的公民社会，以及将所有反帝政府污名化为“威权”或“亲北京”的话语框架。斯里兰卡自2024年以来由左翼政党执政，但受制于IMF项目，是压力与抵抗同时可见的场域之一。

孟加拉国拒绝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南亚青年运动中的政治激荡同样可见一斑。普拉昌达以数十年身处这些矛盾之中的经验，在科伦坡会议开幕致辞中提供了分析框架：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退化的单极垄断与多极开放的并存时期，但帝国统治的机制并未消退，而是发生了演变。他提出了一种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相适应的“技术帝国主义”的概念，即通过金融和结构性依赖、通过军事同盟，以及日益通过数据、数字生态系统和他所称的“算法占有”来实施控制。

按照这一解读，主权必须是同等综合的：不仅要有自己的政府，还要有金融独立、摆脱债务的自由，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所有这些都须通过人民的积极民主参与来赢得。他警告说，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必须避免复制旧的权力结构”。

如何将分散的人民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主体？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思想俘获”（brain capture）的概念——即帝国主义制造政治共识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正是这一共识为其他三个维度提供了合法化依据。其作用在于将“中国威胁”自然化，使之成为亚洲公众理解自身安全问题的解释框架。其工具包括学校教育体系、媒体产业、留学通道、基金会奖学金，以及如今控制着本地区公共空间的数字平台架构。

来自中国台湾的教授、长期参与钓鱼岛运动的陈美霞博士（Dr Chen Meei-shia），在科伦坡会议上阐述了台湾地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状况。她指出，自1950年以来，美国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和留学通道——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奖学金——在台湾系统性地推行了一套意识形态工程。

陈博士本人曾受美国教育，她的论述基于亲身经历。该工程的内容是反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将“普世价值”呈现为政治生活的自然视域。她对该结果的自评是：“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是亲美、崇美、反共。”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维度与军事维度相辅相成，这意味着“撤军并不比意识形态控制少一分邪恶”。1979年华盛顿正式“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撤出驻军之后，这套意识形态基础设施仍长期存续。

同样，在冲绳，修正主义教科书淡化了日军在冲绳战役中胁迫平民集体自杀的角色。1945年4月2日在尻切钟乳石洞（Chibichiri Cave），八十三名平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帝国宣传称美国人会强奸和折磨他们之后遇难；而今天，军事化教育、制造恐惧和压制历史知识的机器正围绕“中国威胁”重建。在数字公共领域，西方企业平台及其盟友的国家制度框架制造共识，并分化进步运动——正如一位来自印尼梅加瓦蒂研究所的参与者在闭幕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的吕新雨教授在科伦坡关于叙事主权的发言中指出，冷战时期，西方的传播被归类为“公共信息”或“公共外交”，而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传播则被贴上“宣传”的标签。这种不平等的分类制造了政治合法性的等级秩序，至今仍通过媒体、教育和国际机构延续。

她主张，恢复“宣传”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含义——即源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调研、教育、文化工作和政治动员——这并不是中国例外论，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干预，旨在打破冷战的二元对立，以全球南方自己的语言发言开辟概念空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都曾以自己的语言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将分散的人民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主体。这一问题，如今正是“Hands Off Asia”意识形态维度的核心命题。

图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科伦坡宣言》——亚洲的未来将由亚洲人民决定

“Hands Off Asia” 作为一个概念、一项诉求和一场运动，在会议闭幕时通过的《科伦坡宣言》中得到了系统整合。

我们代表亚洲十五个国家及地区的运动、政党、工会和人民组织齐聚科伦坡，出席由国际人民大会（亚洲）主办、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支持的“Hands Off Asia：人民呼吁主权与团结”会议。我们承诺响应响彻整个大陆的同一个呼声：Hands Off Asia。这意味着：

军事上，别碰我们的海洋；别碰我们的土地；别碰我们的天空；在我们的主权领土上不得有美国或其盟国的军事基地；反对AUKUS（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反对四方安全对话（Quad）；反对对伊朗的战争；反对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结束对亚洲的围堵。

经济上，别碰我们的经济；别碰我们的资源；别碰我们的生计；反对主权债务枷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条件；反对关税胁迫；反对技术封锁；亚洲人民有权建设我们自主选择的经济体系。

政治上，别碰我们的政治；别碰我们的选举；别碰我们的运动；反对政权更迭或极右翼代理人；亚洲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

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别碰我们的历史；别碰我们的媒体；别碰我们的想象力；反对对我们认识自我和彼此的方式的殖民；亚洲人民有权讲述自己的故事，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民文化。

敌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回答也必须如此。我们致力于在整个大陆建立人民团结——朝着我们人民始终为之奋斗的主权、和平与社会主义前景前进。亚洲的未来将由亚洲人民决定。

Hands Off Asia！

《科伦坡宣言》诞生于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科伦坡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当年那次历史性会议的宣言“谴责外国和帝国主义军事基地的建立、维持和扩张，如迪戈加西亚基地……这些基地对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和平发展构成直接威胁。”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除了谴责外国基地和军事设施并要求将其拆除外，还提议将印度洋建立为和平区。“Hands Off Asia”会议和《科伦坡宣言》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力图将这一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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