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很多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都开始问，为什么我们不去谴责俄罗斯呢？我会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在非洲大陆上会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说让你们去谴责哪一个非洲国家，或谴责另外一些国家，这是一个欧洲的问题。包括印度，总体上来讲，看起来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密切的联盟，但为了什么我们在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同时，还要去谴责俄罗斯？我们会说这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事情，全球南方国家从俄罗斯买到的汽油价格非常合理。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全球南方属于一个非常积极的分类，换句话说，是一些能够携手、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的组合。当然全球南方国家中当然也有负面的类别。我的意思是，可能现在会看到有一些人不想按照西方的秩序去做事情，我们不想被华盛顿、伦敦或者巴黎所牵着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非洲的撒哈拉区域或者是像马里等国家，甚至在塞内加尔、乍得等等，包括撒哈拉以南的区域，很多国家说我们不想再接受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了，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不再是小孩子了。那里的国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表示，如果更多全球南方国家能够积极学习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将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微信公众号“新开发银行”

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这些国家都加入到了南非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的诉讼中，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国和德国则加入了以色列这一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说我们自己决定如何去理解在加沙发生的事情，不需要美国的国务院来告诉我们怎么做。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自己决定的，有的时候甚至公开讲，到底国际上真正的秩序何在？是不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符合国际法的呢？

我想说，现在可能有点不太成熟，但我们不应该给予全球南方这个概念过多的压力，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而不需要给太多的压力。反过来说，这个概念在负面的意义上讲也不够成熟，因为可能我们也不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不想被别人所主宰。

王文：全球南方不仅仅是一系列国家组合的代名词，而是具有非西方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系列追求公平正义的独立思潮。这代表一种有别于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趋势，它更重要的是代表着更宏观意义层面上的未来的趋势。

下一个问题是，尽管过去一年来中印关系已经有了好转，但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媒体总是在挑拨，认为中国和印度都在讲当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尽管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媒体这边非常少见。您怎么看待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南方这个集团里面各自的角色？

维杰·普拉沙德：让我们再稍微往回退一步，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搞了一个论坛，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还有美国。当时非常明确地提到这个论坛是关于信息共享，但如果看地理分布——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这实际上肯定和中国有关。他们肯定希望能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包括像南海的问题等等。

但是实际上这个论坛最后没有实现任何结果，在差不多6年时间里，从2007年直到2013年，基本上印度都不感兴趣，印度新政府上台以后，包括莫迪2013年上台之后，这个论坛才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后来开始搞一些季度会议，包括技术的转让或者是技术的检查等等一些方面的问题，但在所有问题的背后，他们就是为了谴责中国。

大家可能会意识到从去年开始，有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因为美国搞了一个新的小集体叫SQUAD，包括了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跟菲律宾。为什么他们又重新搞了一个SQUAD呢？因为原来包括印度的QUAD已经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原来的QUAD失去功能性了呢？

一方面肯定是和所谓的俄罗斯问题有关系，包括印度持续地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肯定是不愿意受到华盛顿等方面的控制，这就会造成华盛顿和印度之间出现分歧，其实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同时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我们看到了中印在关于边界问题争端的新趋势，我曾经和印度外交部的一些人士谈了很多年，基本上他们都觉得非常明确，也就是说中印之间的问题不仅是边界问题，如果我们看地图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和缅甸也有边境争议但是也解决了，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解决了。

中国和俄罗斯后来还解决了一个边境的遗留问题，所以说边境问题从来不会是真正的问题。坦白来讲，大多数的边境争端通常都是会出现在一些无人区，没有多少居民，所以说这不是人的问题，可能只是岩石，比如中国西藏、新疆边境和克什米尔这些比较地方，不是人口的问题，所以边境问题本身是可以解决的。

印度外长苏杰生就中印边境问题表态：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视频截图

当然会有一些更加深层的潜在问题，包括一些怀疑、文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中国驻印大使馆发了一个推特，说在非常长的时间之后，印度政府开放了每年5万个中国申请入境印度的签证机会。在我看来，5万实际上相对于原来真正的数目太少了，我觉得本应该有500万，但5万也比0要多很多。

现在的压力更多在于学术的交流，更多留学生的交流，比如复旦、清华、人大，包括在德里很多的学生在学语言，中国也有很多的印度留学生，好几千人。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学生，我们应该有更多地支持音乐和艺术的交流，更多的基础性、人文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以，今天我告诉我教授的班里的同学，关于在1938年，我们也是有一个国内的抗日运动，当时我们派了5名医生去和中国的八路军一起生活和居住，有一位女士她的孩子起名就叫做中印；有一个印度医生62年去世了，但他自己把终身都贡献到了中国的革命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