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赵丁琪 】

一、跨越多瑙河：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阵营

○（赵丁琪，下同）格罗斯曼先生，您好！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您，为何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您在美国从事了哪些进步运动？

●（维克多·格罗斯曼，下同）1928年，我出生于纽约——一个左翼时代的左翼城市，并成长在痛苦、饥饿的大萧条年代。当时，共产主义工会和左翼组织对资产阶级进行猛烈反击，形成了强大的劳工运动，争取到了失业保险、养老金、有限的工作周和加入工会的权利，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共产党人也领导了反对种族主义压迫和为黑人-白人团结而努力的早期斗争。所有这些运动以及我的左翼父母——都让我成长为一个所谓的“红尿布婴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就读于高中的我加入了青年共产党联盟，17岁时我在哈佛大学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战争结束时，由于年龄还差几个月，所以我没有参军。我们的小团体（高峰期有30个成员）虽然带有一些秘密性，但非常活跃。我们抗议一家学生酒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并反对波士顿一家百货公司“只雇佣白人”的行为。我们反对美国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法西斯政府的做法，并反对杜鲁门政府在冷战初期企图利用核武器垄断来控制世界以及破坏工会运动战斗性的行径。

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我们加入了一个以和平为主要目标的新进步党的运动，支持前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右翼势力过于强大，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内外政策。但我们的小团体，包括哈佛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一直坚持活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并与左翼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等人组织音乐会。我们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次胜利感到高兴。

1949年，我们当中大约有十个人拿到文凭。在波士顿的共产党书记问我们，尽管有著名的哈佛大学的文凭，还是否愿意去工厂当工人，进而从腐败的右翼分子手中拯救劳工运动。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同意了，我在布法罗的一家冶金工厂成为一名低薪工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布法罗生活的日子里，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我能够做的事情很少，但我了解了很多白人同事的思想和生活，以及黑人聚居区的残酷和危险：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口、破败的住房、泛滥的毒品以及警察的暴力。我后来也了解到，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密切监视我在布法罗（甚至在哈佛大学期间）的一言一行。

维克多·格罗斯曼 图自哈佛大学网站

○在20世纪50年代初，您为什么冒着风险逃离美国军队去东德生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了，反共的歇斯底里和仇恨情绪急剧高涨。经过五年的休假后，年轻的美国人将再次被选中，穿上军装被送往海外。我将不再学习如何推一车铜卷或从起重机上卸下钢板，而是学习如何敬礼、行进，如何装弹、瞄准和射击。1951年1月，我辞掉了工作，奉命回到纽约报到。我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我怎么能向朝鲜或中国士兵开枪呢？我怎样才能避免这样做呢？

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签署一份要求所有士兵签署的声明，即“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曾是任何共产主义组织或与共产主义相关的组织的成员”？我曾经参加过十几个共产主义组织，包括西班牙难民救济基金（Spanish Refugee Relief Fund）、南方黑人青年大会（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萨姆·亚当斯马克思主义学校（Sam Adams School on Marxism）、美国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

根据1950年的《麦卡锡法案》，我应该向警察坦白我参加过的这些组织。如果不遵守规定，那么就会被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外加一万美元的罚款!当然，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人遵守这种荒唐的规定。1965年，这一法案被裁定违宪，但当时是1951年!我签署了声明，隐瞒了可怕的真相，希望在我服役的两年期间没有人会核查。

训练完成后，我们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被派往朝鲜作战。非常幸运的是，我被派往西德巴伐利亚的美国驻军中。作为一名报务员，我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来学习摩尔斯电码。这使我可以在周末去许多有趣的城市旅行：慕尼黑、汉堡、纽伦堡。我去意大利休假了十天，在那里没有穿制服，我参加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游行和庆祝活动。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然团结起来，在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游行和歌唱。

但不久之后，在我的服役时间只剩五个月的时候，我的世界完全逆转了。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陆军法律办公室的挂号信，上面提到了我参加过的但没有报告的七个组织。六天后，我被命令向纽伦堡的一名美国军事法官报到。我知道隐瞒这些事情的惩罚——可能要在军事监狱里待上五年：在那些歇斯底里的日子里，我甚至可能要面临生命危险。我当然不想放弃——也许是永远放弃——我的祖国，以及为使它变得更好更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但我绝对不想进入钢铁般的军事监狱。

因此，我决定离开美国，或者，在我看来，我选择了自由!我在这个地方作出这个选择是不寻常的。1952年，美国和苏联在奥地利占领区的分界线在林茨市，多瑙河贯穿城市。我在那里把鞋子、夹克和新相机扔进湍急的水中后，从一个世界游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花了几个小时寻找红军掩体、坦克或其他“铁幕”的防御工事后，我被奥地利警察接走，按照我的要求被带到当地的苏军指挥所。第二天，我在奥地利苏军总部的一间牢房里住了两个星期——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思考我的命运会怎样。但后来我得到了一套全新的衣服，向北穿过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新名字——维克多·格罗斯曼。

1952年的选举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当选美国总统的那天，我在萨克森的一个中等城镇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