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流行会彻底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

我很肯定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共和党政客肯定不会讲一个梗。他们为了让观众发笑，会说： “嗨，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以此来抨击深层政府的官僚。

里根有句名言：”英语里最恐怖的9个词就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

但是，将帮助我们度过这场危机的是我们深层政府、大政府里专业的人才，以及他们无私的奉献。这些人是科学家、医疗专业人员、救灾专家、环境专家——都是特朗普想试图“剔除”的人。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医药来拯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可能就会改变。马里兰大学教授、我的好朋友米歇尔•盖尔芬德著有《规则制定者，打破规则：严厉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

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盖尔芬德回忆说，几年前自己和同事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根据“规则”高出“自由”的程度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类：“严厉”或“松散”，其中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些“严厉社会”有很多规定和惩罚措施来约束社会行为。这些国家的公民习惯了政府旨在规范良好行为的高度管控。像美国、意大利和巴西这些松散文化比较宽容，规则也更宽松。”

盖尔芬德认为，这些严厉性和松散性的差异并不是随机产生的：那些法律最为严格、惩罚最为严厉的国家往往经历过饥荒、战乱、自然灾害，还爆发过流行病。”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灾难频发的国家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只有严格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与此同时，那些几乎没受到过威胁的文化——比如美国——有幸能保持社会宽松。”

盖尔芬德说，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显而易见，“应对最有效的就是那些众所周知的‘严厉社会'，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与此同时，我们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和行事鲁莽的公众人物——比如拉里•库德洛（白宫经济顾问）、肖恩•汉尼提（福克斯新闻主播）、劳拉•英格拉姆(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播）、拉什•林堡（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播）、凯莉安•康威（特朗普发言人）、德文•努内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特朗普本人——他们有的把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说得很低，有的还质疑那些拍桌子叫板要采取抗疫行动的人政治动机不纯——结果反而让我们所有人面临的疫情风险增倍。

所以盖尔芬德总结说：“尽管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要记住新冠疫情发展至今的路线既受到病毒本身性质的影响，也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的‘宽松’文化的程序设定需要做出巨大修改。”

这一点，美国“最伟大的一代”在二战中做到了。我们现在也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计的公司老板和雇主用贷款投资了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住宅、餐厅、商场。他们现在无力偿还这些贷款。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为银行提供支持，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还需要给所有工人的口袋注入现金，让他们在用完最后一笔工资时还有钱吃饭。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政府和国会正在迅速采取行动。

越是让我们的文化变严厉，越是让人们的钱袋子变宽松，我们的社会在“新元后”才会变得越强大、越友好。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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