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雷】

我今天讲一个开脑洞的题目。

首先要说，我接下来所讲的，准备并不充分，思考很不成熟，充满着个人趣味，而且非常不法学。如题所示，我想从这一系列“冒名顶替”事件出发，做一场主要是时间的穿越，回到案发现场，就是“九十年代”，这至少是我接到会议通知、必须要讲点东西的时候的第一反应。

其实，任何事件，不光有时间背景，还有空间背景，目前媒体所关注的，重点在山东一省，但是否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山东，恐怕并不是，只是这次是在山东揭开了盖子，很有可能，许多省份也曾流行过类似的问题。但我今天的发言不涉及地域，因为真的谈不上充分准备，谈地域容易引发争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何以“九十年代”会成为一个法学问题，我必须做些交待，不能只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个人兴趣，断断续续积累了一星半点的思考。针对这个问题，我做个简单的回答，因为上世纪的90年代，是中国法制建设之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在新世纪之前的这10年里，先是1992年—1993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当化以及入宪，其次是1997年至1999年的依法治国的正当化以及入宪，可以说是90年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呼应某本近期热销的法学新著《想点大事》，我们在此也“想点大事”。而在此期间，法学学术界也有很多大讨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法制（rule by law）还是法治（rule of law），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普世主义还是本土资源，那个时代的法学也是大开大合的。不过落实在法学界的主流论述中，“九十年代”可能是中国法治实践和话语的一个原初场景，一个根，一个胜利的起点。故此，“九十年代”可以作为一个命题而提出。

刘晗新书《想点大事：法律是种思维方式》

接下来，我主要谈五点，每一点都只能简单做些阐释，不是篇幅所限，而是我自己的思考并不充分。

第一，“九十年代”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是在法制建设的意义上。最简单的，当然是指从1990年到1999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从法制大事记上有什么大事？前面已经说了，地标性的两个里程碑就是上半段的“市场经济”和下半段的“依法治国”，这是所有法律人都悲欢与共的事件。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感受未必是均匀的，比如说我就特别关注香港回归，“1997快些到吧”，而我最近也会在空余时间读一些小说，主要是双雪涛的（注意，他是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我觉得他小说里所不断重返的九十年代东北社会，也是不可忘却的，虽然我的社会经验很不一样，但却非常有感触。

这么看来，似乎一南一北，悲欢并不相通，但历史进程却交汇在一处。当然，这十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第二个十年，同之前和之后相比较，这十年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整个社会无比相信改革的力量，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相信把蛋糕做大后就会有“涓滴”效应。对我来说，赵本山在世纪末春晚上小品里的那句经典“改革春风吹满地”，就是九十年代最强烈的心声，那是1999年的春晚，我刚上大学一年级，在南京读法学院。总结一下，那是改革突飞猛进的时代，官方意识形态也讲的很清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多时候，兼顾变成了不顾。

第二，“九十年代”的特点是什么？我只讲一点，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可能逐渐忘记了，一个没有网络的社会曾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在座许多同学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无网的生活，你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生来就有网，但我们至少曾经经历过，我第一次介入“因特网”是1998年国庆节假期，拨号联通后，记忆犹新，我相信自己也是上网较早的那一批人。换言之，整个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慢，信息传播尤其之慢，一方面，信息传播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阻断信息传播的代价非常低。

举个例子，在我高三那年（1997-1998年），同学中间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台湾歌星张雨生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消息就是这么流传着，我们没有任何途径能判断它的来源，以及它的真假。这种“慢”，也就意味着信息传播往往是以某个县为单位的，有个不那么容易突破的“细胞壁”，小地方也因此很多时候显得“天高皇帝远”，当发生什么事件/冤屈时，当事人很难有手段制造“舆情”，吸引眼球，这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的许多法制事件必须要记住的一个背景，包括“冒名顶替”事件，也包括去年我们都很关注的湖南某县中学的操场埋尸案，发生在2003年，但也是一个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