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慕尼黑安全会议是欧洲主场的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年度峰会，今年的主题是“正遭摧毁”。显而易见，目前最大的摧毁力量来自现行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这种立法者自毁秩序而殃及盟友与苍生的乾坤颠倒故事，对欧洲的文明根基与安全意识造成了摧毁性打击。

作为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和代言人，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正遭摧毁”的国际秩序痛心疾首，对美国的道德与政治蜕变惊慌失措，对欧洲价值观与欧洲国际地位忧心忡忡。国际秩序的撕裂感和碎裂声，及其造成的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笼罩着欧洲与全球。

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正遭摧毁

二战后，欧洲整体上选择“向美国一边倒”，通过“马歇尔计划”、北约体制与欧美市场整合，实际上逐步成为美式世界帝国的“殖民附庸”，但属于一种分享共同价值和制度的“高级附庸”，日益放弃了自身对于人类价值与国际秩序的独立判断与行动能力。

特朗普主义打破了欧洲对“大西方”体系与价值稳定性的幻象，摧毁了欧洲对美国作为西方“永恒保护者”的精神依赖，客观上倒逼欧洲要么日益屈辱地顺从美国的霸权勒索，要么奋起反思和自强以重新振奋为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极。此次慕安会的深层次安全焦虑，就根源于欧洲对“堕落美国”的道德与政治反思。这一反思进程早已开启，今年尤甚。

特朗普主义对欧洲的道德与政治冲击，造成了欧美的价值与政治裂痕，从目前状况和演变趋势来看，这一裂痕无法修复。

特朗普主义初起之时，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朝野乃至欧洲各国均以“偶然性”、“插曲”、“小漩涡”等自我安慰，以为特朗普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国际秩序和西方体系内在矛盾的“暂时病理”现象，一经西方自我调整和美国选民觉醒，就会将其淘汰。

但随着时间推移，美西方最终发现，特朗普主义不是偶然，而是西方文明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是一种国际秩序的“癌变”，所谓民主理性消遁无形。特朗普不仅事隔四年再次当选，更是公然宣称不需要“国际法”，行事仅以“内心道德”为准。这是最典型的独裁者人格。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扭曲了这一秩序，将其日益变形为“基于美国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美国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并作为长臂管辖的霸权工具。

特朗普时期，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继续严重拖欠联合国会费，继续严重践踏国际法秩序，甚至出现了违背国际法直接强掳委内瑞拉合法总统马杜罗、强索丹麦主权领土格陵兰、强压巴拿马作出港口合约违宪裁决、强撑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军事占领和种族灭绝、强制盟友提高防务分摊费用并以贸易投资形式强缴“贡金”等行为。这些蜕变从道德和政治上严重侵蚀和动摇了欧美同盟体系的价值和政治根基。

特朗普想要什么以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2026年慕安会的深层次忧思。拜登时期，欧美盟友体系得到强化，欧洲虽然较大程度分担乌克兰战争成本，但精神上相对愉悦，感觉到欧美同心，大西洋主义昭彰，西方团结巩固如一体。拜登民主党人及其价值观、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是欧洲国家熟悉和欣悦的。

这种民主党全球主义，是美帝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整全形态和道德荣耀，是对盟友的精神和制度的完整保护，是自由主义“带头大哥”的全球化极致人格，同时也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进行道德与政治“颜色革命”与民主全球化的张力满弦的功能状态。

然而这一极致满弦的状态，造成了欧洲政治精神的萎缩与依赖，其在外交、安全与地缘秩序上长期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能力，只能选择简单追随美国。在美国仍作为一个全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带头大哥”奋力前行且对盟友善意满满时，欧洲这种如同初恋般的“幸福美满”仍然可以持续。但是当美国自身也缺少“余粮”，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与民主政治极化撕裂无可调和时，世界帝国的体面与道德就会崩塌，再核心的盟友（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了。

美国自身“世界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长期二元张力之积聚，在2016年特朗普参选总统时达到极致，穷则生变。欧洲本身的变化尚可预测和控制，但美国的内在变化却超出了欧洲的想象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2026年慕安会所谓的“正遭摧毁”，本身是美国内在变化外溢效应的体现，是美国从可爱的“世界帝国”蜕变为可恶的“独霸国家”的痛苦裂变过程。美国并没有简单萎缩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且美国从来不甘心仅仅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走向独霸，对欧洲毫无尊重

特朗普的所谓“唐罗主义”（唐纳德-门罗主义）代表了美国帝国收缩重建的基本目标和逻辑，并典型体现于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其一，美国优先的民族国家重建，检讨和清理一切偏离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价值的世界帝国虚妄义务和过度责任，为美国减负回血，再造“青春美国”，以此作为美国霸权长期延续的根本；

其二，新门罗主义的大美洲帝国的强势构建，这是对1823年门罗主义的回归与升级，不仅将美洲严格视为美国的美洲并全力排除外部势力之存在与影响，更是以主权领土扩张、政治领袖控制、代理人治理、反对派扶持、经济殖民、认知欺诈、海洋与国际经贸隔离与垄断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构建的是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权力中心的大美洲帝国，并以大美洲的大空间、资源与人力为基础展开对国际秩序的竞争和进取；

其三，大空间的势力范围均势秩序与霸权重构，特朗普从未有过联合国宪章式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概念与理想，也基本放弃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西方同盟体系，转而回溯到19世纪以势力范围、列强共治、美国均势调控为基调的新国际秩序。

这一新秩序下，美国仍是“老大”，但无力亦无意愿承担作为世界帝国的全覆盖义务，不再自诩、自封和自我带入作为“世界警察”，而是采取一种在“固本”（美国民族国家）和“后院”（大美洲帝国）基础上，与国际秩序中最强者达成动态性、空间化、分权化、可协调、美国作为仲裁者的新国际治理秩序。

近期，美国曾在内部提出过一种“G5”方案，即中、美、俄、日、印五国划分势力范围，由美国主导进行全球共治，就是特朗普新全球秩序的某种想象和尝试。特朗普想要的新国际秩序，是一种美国帝国实力整体下降、经济与科技竞争力空乏、文明冲突与地缘冲突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族群撕裂等多重压力下的帝国重整方案，由固本、后院、共治三部曲和三个递进层次组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和帝国治理成本最小化的显著特征，表现出一种帝国霸权延续的理性思考与协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