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6月10日是全球第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个日子，由第78届联合国大会在2024年6月7日协商一致通过决议设定，这一决议由中国倡议。

如何实现“永久和平”是康德的最终哲学理想和政治期望，也是联合国体制的本质追求。但人类从康德《永久和平论》之道德倡议以来，并未寻找到永久和平之切实制度和方法，无论是欧洲19世纪的列强协调秩序，还是20世纪经由一战而催生的国际联盟体制，抑或经由二战所催生的联合国体制，都没有能够将全体人类团结一致起来，没有能够实现全体人类的和平发展。

因此，“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意义。

文明，是一种较为高级且发达的集体生活方式，其载体通常为民族或其他族群。文明首先具有民族性，世界上不同文明是借助不同民族的自主实践与繁衍生息而产生的。文明其次具有内在普遍性，即只要是具有一定规模且持久的文明，一定既可以解决民族内部的分歧与斗争，也可以寻找到适当方法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

所谓文明对话，就是基于文明之民族性和普遍性的结合，采取一种文明平等与文明多样性的哲学，对不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分歧甚至斗争采取一种和平伦理和沟通方法，其本质属于人类的同胞之爱和人类自治的积极道德实践。文明对话代表了一种文明生态观和文明民主观，是真正符合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存在形态的文明哲学，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哲学视野和沟通方法。

文明对话的对立面是文明冲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文明冲突似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以异教意识为基础，以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为视野，在近代殖民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构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和制度观。

这种西方式中心观念是殖民主义的精神基础，是维持西方精神霸权与制度霸权的深层文化心理，但并不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单一文明中心主义，无论其自我标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终只能陷入霸权与征服的循环游戏，带来一个普遍动荡与对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论中，亨廷顿总结提炼的“文明冲突论”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质视野和实践方法，所以西方有相当发达的地缘政治学和霸权制度方法。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和历史必胜论。这些有关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与道德目的之“大理论”，并非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主观和偏执的基础上，是人类道德心智不成熟的体现。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的“霸力”叠加“蛮心”，造就了一个到处“起火”的世界。看看乌克兰的战火，看看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看看中国周边的对抗态势，看看“颜色革命”所到之处的政治社会衰败，看看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种族歧视、权利泛滥与道德碎片化，这些都表明西方自我满足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带来西方世界的普遍安全。

6月8日，以色列为解救四名被扣押人员，造成上百人伤亡，被批是“野蛮的侵略行径”

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是中国关于联合国体制与人类文明互动方式的一贯主张与行动逻辑。文明对话，具有文明的和平善意与理性取向，摒弃了单一文明过强的主体性和凌驾性。文明对话论由中国首倡，既反映了中国和平发展主义的国际观和文明观，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