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划定底线，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中还提出了中美涉台互动的具体规则和要素：

其一，台湾问题的内政属性和主权属性，即台湾问题原则上是中国内部问题，中国有权以自己的独立方式解决，外部势力包括美国无权干预，这是从主权法理层面进行的应然论证，是对一切外部干预法理及行为的规范性否定，而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不容质疑是中国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共同立场；

其二，中国人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正当权利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正当政治代表，党领导人民完成国家统一是正当的民族权利行使，任何分裂势力都是在与中国的民族大义为敌，是中国宪法秩序的公敌；

其三，“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不相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与麻烦制造者，中美在历史上曾共同约束过“台独”势力，但美国逐步出现对“台独”势力的纵容，导致现状被“台独”势力改变，冲突强度升高，变相导致中美涉台对抗的激化，这是在呼吁美国继续承担约束“台独”的责任，并为中国采取惩罚和制裁“台独”的一切法律行动提供合法性；

其四，美方“一个中国”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立场应予以再保证，需要落实政治诚信，需要知行合一，不能双重标准，出尔反尔。

这些具体规则和要素的澄清甚至对美方执行责任的谴责和要求，表明中国对美国在“一个中国”立场上严重后退及无效承诺行为的严正关切和督促取向。中国呼吁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对美国国家人格的研判、质疑和期待。

对习近平主席的关切和要求，拜登总统进行了至少是措辞和外交逻辑上的积极回应与肯定。拜登的回应要点包括：

其一，美国尊重中国体制和中国道路，不寻求以“新冷战”方式颠覆中国，这至少是表面上释放了与中国的缓和信号，也是对二十大报告有关立场和路线的积极理解；

其二，美国盟友体系与集团政治不针对中国，即不搞拉帮结派遏制中国；

其三，在涉台问题上表明“三不”立场，即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与中国冲突；

其四，在双边关系与世界体系中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及经济制裁。  

拜登的这些要点足够“口惠”，但很难做到“实至”。美国现行国家安全战略及对华（包括涉台）一系列长臂管辖的立法和执法行为，并不支持拜登的上述立场。

拜登多次强调要与中国建立战略护栏以避免对抗极端化，要与中国展开基于规则的激烈竞争。拜登政府回避使用美国冷战鹰派的赤裸裸挑战性话语，但实际行动却与冷战鹰派相差无几。这表明：

一方面，拜登政府陷入国内党争、选举压力及反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在外交政策上并非占据绝对主导权，造成诸多的无效承诺和无法执行的困境；

另一方面，拜登路线根植的民主党全球主义从价值基础和制度逻辑上均支持对中国的“新冷战”围堵，导致策略性承诺无法转化为内在逻辑融贯的双边及多边互动实践。

所谓“战略护栏”，恐怕难以转化为现实机制和约束力框架。美国对华缓和，并非对华友好，而是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及全球治理困境、国内多重矛盾而实力持续下降，对华合作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展，不得不相应变策。

四

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结果导致民主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新任议长麦卡锡可能再次窜台并进一步激化中美涉台冲突），美国2023年将进入有关总统大选的激烈竞争期，乌克兰战争持久化带来北约体系内部裂痕和怨恨并损害美国领导力，佩洛西窜台实质带来了中国大陆对台控制权的结构性突破，中国关键技术领域突破与二十大政治路线的坚韧化导致美国改变中国体制与道路的基本战略完全失败，美国在双边与多边层面均对中国角色和力量产生合作需求——这些正在呈现的变化与变量影响，从更宏观的中美关系大局和世界体系演变范畴证明了中美互动法则正朝向修正霸权规则、创新平等规则及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方向发生确定性变革。

巴厘岛会晤，中国更加自信及富有正义感，美国更加孤立及进一步认清实力演变和发展趋势。拜登政府内部存在理性务实力量，但也承受着冷战鹰派的强大施压和制衡。上述带有战略缓和取向与修复战略护栏机制的积极信号，是否真的能够建立中美关系的韧性战略护栏，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前景。

拜登政府履新以来，两国元首有过多次类似会晤和立场交换，但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此次会晤，到底是中美关系结构性缓和与和解的转折点，还是又一次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例行外交互动，我们还需要审慎观察。

在两国元首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出了美国政治诚信与执行力的问题，不是偶然。但在中美关系大气候、美国霸权习惯以及世界体系冲突情形下，要美国做负责任大国及真正基于平等多元外交立场管控涉台风险危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中国而言，两岸完全统一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更不可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而必须寄希望于两岸中国人整体，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亮明底线，就是开展正义斗争的信号，而底线与信号清晰，就是管控极端风险与危机的理性选择。

现在的选择压力传递给了美国一边，它到底是负责任地相向而行，还是一味追求冷战遏制路线，甚至极端冒险地推进台湾的“乌克兰化”，都还是无法看清的前景，也是中美关系未来结构性风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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