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所谓“债务刹车”（2009年写入宪法的限制预算赤字法律）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日益明显的是，这些自我强加的财政紧缩规则限制了政府对学校、公共行政机构、铁路到能源网络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急需的投资；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规则也妨碍了德国政府完成减排目标所需要的投资。正如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所说：“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些规则会在一场严重危机中产生什么影响；一旦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该怎么办。”

总之，德国模式似乎正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下解体。但这些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与大众的常识不同，德国在后欧元时代取得的出口成功并不是基于德国经济更高的生产力或效率，而是基于2000年代初期实施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它们使企业能够大幅压低工资成本。再加上“德国欧元”的结构性贬值，才使德国能够大幅提升相比欧洲其他贸易伙伴的竞争力，并巩固了德国在欧洲舞台上的政策主导地位。

不过这样做也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与经济代价：包括内需停滞、长期的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老旧，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的后果，即对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再分配，从工资转移到利润。这导致德国那不稳定、低薪的工人子阶层规模日益扩大。正如我十年前写到：“德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从长远来看不仅是不可持续的，它始终处在衰败的过程中。”

然而，只要德国经济还在增长，只要安格拉·默克尔还在严厉又慈母般地指引这个国家前进，并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展示德国的力量，所有一切都可以被掩盖在地毯下，直到无法再被掩盖。

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如今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生存危机。德国对作为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强国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称之为出口民族主义（Exportnationalismus），它建立在认为德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一种天定命运的信念之上。然而，从“第四帝国”（《明镜周刊》2015年一篇颇具争议的社论）到“朔尔茨领导下的美国头号附庸”，德国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蒙受的羞辱已经击碎了这个信念。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在柏林游行

这一点从德国政治光谱两翼激增的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中就可见一斑。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成功崛起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最新民调显示他们的全国支持率排在第二名。但新的政党也在不断涌现，这打破了过去稳定的政党格局。德国保守派串联组织“价值联盟”（Values Union）最近宣布有意成立一个新政党，以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为代表、试图抗衡另类选择党的左翼民粹党派也在民调中表现亮眼。尽管这些政党有不同的指导思想，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利用民众对经济、移民、欧盟和乌克兰军事援助等问题的普遍不满，以及对德国执政联盟日益增长的敌意。

德国建制派以及更温和的德国人正以典型的激愤情绪回应新近的民粹主义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另类选择党的高级成员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一项大规模驱逐德国的政治庇护人士和外籍公民的“宏大计划”，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另类选择党的大规模声讨，但这似乎并未削弱该党的受欢迎程度。

德国政客与媒体则纷纷呼吁取缔另类选择党，这种主张似乎已经得到了近一半德国公民的支持。显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取缔德国第二受欢迎政党的做法不仅令人震惊，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比如可能将德国从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推向引发公民暴力的状态。

在风头正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席卷这片大陆之际，欧洲最好密切关注一下它的前任领头羊。俗话说，德国一打喷嚏，欧洲就会感冒——这种政治上的顽疾不可能很快得到治愈。

（原文于2月2日发布在英国UnHerd评论网站，原标题：“躁动的德国预示着欧洲的未来。” Flailing Germany is the Future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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