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战国末期，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四重境界是：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这就是说，战争胜负的根本，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尉缭子》提出的四大原则是：

其一，“富国先于强兵”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兵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是故，兵胜于朝廷。”这是说，强军以富国为条件。富国，则是国家战略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军事的强大与战争的胜利，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方向，取决于朝廷最高战略，而不仅仅取决于军队。

其二， “励士厚民”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民为战威之本，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盛则斗，气夺则走；是故，励士厚民为强军之本。”也就是说，激励将士，厚待人民，是军队强大的根本。

其三，“法为治军之本”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修我号令，明我刑赏，而天下无敌矣！”这是统率治理军队的法治原则。

其四，“不赖外援，量力而战”的原则。《尉缭子》的这一原则，是专门针对以国家利益换取战争援助的依赖心理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说：“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不作头阵先战，终不力战；如此，天下诸国助我，何能昭吾士气哉！是故，国必量力而战，不赖外援。”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战胜强敌的胆略，也是战争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思想：不是拒绝外援，而是不能将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显然，这些兵家原则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寻常的军事家与军事著作考虑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只有中国的古典军事家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有从最基础意义上审视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一高远的视野，正是这一深刻而独到的思维方式，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事著作，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天宇里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那么，前三千年对外战争的实践把握，又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生存地域的广阔，从黄帝、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部落，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山东淄博原山森林公园内的齐桓公铜像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族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