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近期著文《危机与希望：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结合当下波云诡谲的世界风云，阐述了美国遭遇的内在挑战、资本主义文明认知能力的衰退、和世界正陷入其中的非理性对抗时代。观察者网摘录其中精彩部分，并附上全文，以飨读者。

以下为精选部分：

在国家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是理性竞争。

原始社会时期的生存常态，是人口群落之间的非理性对抗。纷繁无以计数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相互争夺既定资源——土地财富与人口，战争与杀戮弥漫着全球人类居住的区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成长的世界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先后创造了自己的国家，以国家形式的强力结构为历史平台，开始了人类理性竞争的历史。

理性竞争的历史内涵，是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价值观，及最基本的利益与财产交换法则（等价交换原则），自觉尊重他国法律的政治原则等等。世界国家群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能跨越时代而长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竞争的长期存在为基础的。

在理性竞争时代，强盗国家或强盗团体，是短暂的逆流现象，是不为世界文明国家所认可的。虽然，理性竞争也有残酷的一面，更有战争的一面。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某种共同价值观与某种共同精神的旗帜下，在正向价值观的轴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历史正向逻辑向前发展的。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西方的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都是世界文明历史上著名的理性竞争大时代。

但是，国家时代又是具有极度复杂性的人类历史大时代。它不仅仅拥有理性竞争的辉煌时期，也曾经有过回流式的黑暗时代——非理性对抗时代。这种时期，会因为特定轴心势力以偏狭邪恶的价值观恶意发动冲突与战争，世界国家群会突兀生出一种不自觉的恶性的连锁下滑。

总体上说，非理性对抗时期有两个最基本的历史前兆。

一则，宗教精神的极端化偏执化发展

自从人类产生了宗教团体而又为国家所容纳，宗教对国家时代的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最大的恶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国家群出现了极为偏执的极端化宗教精神，将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应该诛灭的“异端”。

当此前兆时期，偏执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国家行为，疯狂地对其余国家发动异教灭绝战争，以残酷的战争杀戮进行种族灭绝行动，进而将世界国家群拖进非战争无以生存的非理性对抗境地。

二则，世界力量格局出现时代性差距的绝对失衡

当世界国家群的力量对比结构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出现一个或一批超级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对世界国家群突然有了时代性差距的巨大优势。当此之时，这些具有时代差距优势的国家意识，再若以极端宗教的剪除异端理念为国家认知基础，其霸权欲望必将被强烈激发起来，迅速地畸形突变为疯狂的非理性国家行为——向全世界发动战争，将全世界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将全世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两种历史预兆，都曾经变成了残酷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势力在欧洲膨胀的极端化偏执化时期，所激发的世界性宗教战争——历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军东征”为核心风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

“十字军东征”——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

后者，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的辽阔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却没有创造出国家平台的地区，统统认定为“无主”土地；对非洲的半原始社会形态的软弱，认定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源头；对亚洲这种处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国家，则认定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区。

在这种独霸世界利益的极端化认知中，这一时期酝酿产生了历时100余年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原罪战争——对全世界展开的殖民主义战争。当时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占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当代社会，这些强盗国家的罪恶痕迹，还遍及世界斑斑可寻。

就历史实践而言，非理性对抗，是人类文明价值观最为混乱失序的历史时期，是最为黑暗的强盗逻辑为主流的历史时期。世界国家群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只能被迫放弃理性竞争的国家关系原则，放弃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价值观，而被迫进入战争决定一切的对抗时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主动国家——发动非理性对抗的偏执疯狂的国家群，首先主动抛弃了所有的正向价值观，只以荒诞杀戮的强盗征服逻辑，发动种种形式的战争。作为文明国家群，则只有浴血奋争，只有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强力对抗中争取生存权利。无论对抗一方的本质及立场如何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一旦陷入这样的非理性对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对方听得懂的强力对抗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意志，浴血奋战抗争到底。此时的世界文明，已经沦落为“战争胜败决定一切”的底线状态，任何正义的诉求，都得等到你先胜利了再说；无论如何，对抗的当时没有讲理的地方。

这就是强盗逻辑为主流的非理性对抗时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到古典国家文明的晚期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本来是人类世界的福音。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正向逻辑的历史声音，是资本主义土壤的文明良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罪恶，主张发动劳动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反思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罪恶那样，同样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恶基因，从而改弦更张，走上一条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性道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功莫大焉。

历史的悲剧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资本群落的社会实体——一个由资本家群聚结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活体利益攫取链。资本的无限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阶级的无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质；按照它们的意志所创造的国家，是它们单向度向世界进行无休止的利益攫取的历史平台；无成本的公开抢劫，成本极小而利益极大的殖民地战争，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道。

共利共赢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这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决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公敌。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实践，已经有400余年的时段了。其最为深刻的破坏性在于，它反反复复地毁灭着人类自古典文明时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发展趋势的良性竞争的生存形态；它自觉地放弃了作为文明领先国家的人类文明责任，自觉放弃了对融合交流与共赢发展的历史诉求，而自觉地畸形地发展出一种诉诸各种分歧，又力图以暴力消灭一切分歧的国家理念。

辽阔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后，美欧资本主义世界一时狂欢庆贺，认定这次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当此时期，以欧美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群，已经丧失了国家文明应有的理性精神，在没有丝毫新精神与新思想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继续徜徉在唯我独尊的霸权道路上，自以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义时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一场世界瘟疫，不期然变成了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的显示剂。

于是，疯狂的非理性对抗，倏忽之间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