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虽有差异，做法却是相通的。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应该将这个“德”，与西方社会的宗教职能对应来看。当然，基督教道德不是世俗道德，但儒家同样也是一种信仰体系。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黄仁宇认为，张居正天天给万历讲仁义道德，克己复礼，张居正死后，万历却发现这个天天给他讲道德的老师，原来就是一个好美色讲排场贪污受贿的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可是，张居正的例子，并不能成为指责一个社会“以道德代法律”的根据。天主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薄伽丘十天讲一百个故事都讲不尽，所以西欧社会就是用宗教代法律吗？男盗女娼，在西方社会就是人文主义觉醒，在中国社会就是道德虚无？好德如好色者确实是少见的，这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非否定道德教育的理由。同时，作为一种宗教的对应物，中国的圣贤教育必然包含超出世俗道德要求的内容，有人批评中国古代的圣贤教育缺乏人性，难道将独生儿子献祭的亚伯拉罕有人性？

正巧，我最近又看了一遍《大明王朝1566》，这是电视剧，里面的胡宗宪、海瑞当然不完全是历史。有一个场景，胡宗宪给海瑞念了两首诗，一首是给他的，一首是给自己的。

给海瑞的是高适的诗：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胡宗宪给自己的是岑参的诗：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这两首唐诗本身当然是历史的真实。高适和岑参是唐代成就最高的边塞诗人，什么是“以德治国”，什么是“人心正则国治”，就在历史上这些诗句里。道德教育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有着穿越时空的力度，张居正给万历皇帝上课的例子，只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不代表教育本身有错。

西方社会的思想巨人，尽管表述不同，认识水平有差异，其实和中国的先哲具有相近的问题意识，研究道德、研究人心的热情远远胜过研究制度、程序和技术。我们不仅要看到主张“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也要看到写了《忏悔录》和《爱弥儿》的卢梭；我们不仅要看到以《国富论》成名的亚当·斯密，也要看到写了《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即便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的思想源头中，美德从来都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社会的正义源头。但是，从来没有人说《理想国》以美德代替国家统治的正义。

忽视道德教育的社会，在“法外之地”充满了各种反社会的行为和问题，比如校园霸凌、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美国前司法部长霍尔德曾感慨，美国只拥有世界5%的人口，但美国监狱关押的囚犯约占全球囚犯总数的四分之一。

程序正义只是形式上的正义，道德所追求的是正义的本质。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没有因为《万历十五年》的流行，丢弃了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增强和自信心的提高，我们更加重视了传统道德教育，并更深地与选贤任能、治国理政相结合，这确实是当今执政者的过人之处。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