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和巨头来说，专利组合是一种“武器”，用来遏制后来的挑战者、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知识产权的“保护主义”实质，如果我们维护这样的制度，究竟是驱动创新还是相反呢？当先行者可以垄断知识维持大而不倒，甚至经常吞并对手，无法承担维权成本的中小企业反而不断被巨头“山寨”，那么新的行业、新的企业就无法涌现，当行业缺乏发展和创新，最终受损的反而是巨头们自己。这个道理，欧美的有识之士其实自己也很明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的文章《保护Facebook，就是保护未来不属于中国吗？》同样刊载于纽约时报，就比弗里德曼的文章深刻得多。

最终，资本和巨头还是认识到“保护主义”并不可取，合作与开放始终是更好的选择，并开始鼓励各个行业的应用创新加入自己的生态体系，巨头将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知识开放给中小企业，让他们成为自己生态圈的一员。高通对使用其专利技术的手机按售价抽税，被苹果指责为“拿枪顶着整个行业的脑门”，而苹果在自己的生态体系中通过更互利共赢的方式大量获取服务费用，则相比高通的“暴君”形象更似“仁君”，谷歌那种系统开源的方式更进一步，获利也更巧妙和隐蔽，可以说，美国科技公司的行动和选择已经证明，创新来自开放与合作，“保护主义”是历史的古董，相比政客，这些清醒的科技巨头也正是美国今天依然强大的原因所在。

而中国是一个有力的挑战者。弗里德曼描述中国走出贫困的过程，有些地方也是符合事实的，但这个过程是正当的，刻苦工作、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研发，这就是中国的学习过程，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许多后进的发达国家也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中国确实就是班上最刻苦的学生之一，钱都省下来用在学习上，但中国人自己其实还觉得不够刻苦，我们到了集成电路行业这种资本、技术、人才高度密集的产业，人才依然短缺，面对200亿美元（比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还贵）一条的先进芯片生产线我们还是穷，中国人其实还在反思，我们的钱和人才很多流到了回报更快的金融、房地产行业，所以弗里德曼先生真的过度紧张了，也谢谢他提醒我们。

客观来说，如果要说民族产业的保护主义，中国还远远比不上日本、韩国，美国人应该看得到韩国推进5G的速度，看得到三星这种财阀在国家保护下前进的力度，但美国不会担心一个自己有驻军的国家，更不需要去指责韩国作弊，所以，“美国担心中国作弊”如果只是改成“美国担心中国学习”还不够准确，因为美国有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不是担心别人学习，只是担心中国。

为什么担心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在美国的规则下学习，中国既遵守合理的规则，又通过学习创造中国的规则，敢于打破不合理的地方。将谷歌赶出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比如弗里德曼说：“我们得让中国光明正大地赢，但它也得准备好光明正大地输。假如一直都能像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在中国自由运营，谁能说说谷歌和亚马逊如今该有多强盛？”这恐怕代表了很多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态度。

事实上，亚马逊的电商业务是自己溃败的，相比之下，亚马逊的电子书业务就在中国运营良好（也戳破了中国人不爱读书的旧谎言）。同样，拥有搜索业务的微软就在中国经营正常，谷歌不遵守中国法律被赶走，这是中国正当行使国家主权的结果，一些中国人完全不必为此直不起腰。

国家主权包括管辖权，即国家对它领土内的一切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除外）和事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力，有权按照自己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谷歌提供的许多非法搜索结果，侵犯或干涉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对此实行管辖权，这是完全正当的。华为也一直放弃了美国市场，但中国不会像美国对华为那样，去游说别的国家对谷歌采取禁令。

而别的国家用别的方式一样要行使自己的主权，谷歌在欧洲倒是自由运营了，可是谷歌因此一定就更强大吗？看看欧盟是怎么追着谷歌反垄断的，仅最近两年内，已经三张罚单，罚金高达82亿欧元。

对于美国媒体的种种关于中国的谬论，我上面只是选取了“中国作弊论”用最基本的道理和证据加以辩驳。作为中国媒体，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而且要区分美国一些狡猾的精英和大部分善良的美国人民，对于前者，我们要调整策略，一定要有争夺话语权的主动出击意识，美国精英是佩服强者的，退让往往换不来和平，斗争常常会赢得尊重。

（作者为观察者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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