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跃琨毕竟还是仅因为提出自己的质疑就被公司开除，对于他是否“因言获罪”，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行为给公司的声誉带来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私企的老板，按照公司章程开除他，有问题？言论自由不代表你不需要为你的言论付出代价。”

虽然在法律上，企业不需要向外界出示开除员工的所有证据，但由于已经成为公众舆论事件，开除的合理性需要经得起质疑。

《劳动法》第25条是这样规定的：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而在这次的事件中，且不说舆情已经反转，为王跃琨“洗冤”，既然爱否科技的两个主要高管也转发了他的微博，恐怕很难举证他这条微博本身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他当然也就不该因此受到被开除这样严厉的处罚。

微博的内容是否构成“选择性发布素材”去“黑厂商”？大家可以自己判断微博原文的表述内容。由于掌握了触发机制就可以不断找“P月”的证据，而不触发时的图则没有意义，不证明任何问题，因此用一张触发图片证明问题也具有合理性，如果用人单位卷入劳动仲裁或官司，在这里同样很难举证。

尽管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上，这件事一直热度很高，在主流媒体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鲜有主流媒体为此“发声”。

科技测评自媒体和主流媒体一样，都以监督、评价为职责（这并不代表大部分媒体确实尽责），合理地提出质疑是应该被全社会鼓励的正能量行为。即便有时候媒体人犯了错误，只要出发点没有触犯大是大非，公众是可以宽容和理解的。

鼓励合理的质疑当然不等于可以放松媒体自身的专业性要求，相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如果不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随时会面临在互联网时代被“打脸”的可能，这本身是一个互相制衡的机制，是质疑权力和调查尽职的义务之间的对等。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想实名站出来为王跃琨说话。“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今年美国杜克大学一助理教授就因为劝诫学生不要说中文，被校方辞退。但这种边界一定是全社会已经取得的基本共识，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也应该适应不同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容忍度。无论如何，一个以测评为职业的人，虽然可能有些草率，但基于自己的实验对一款手机的某个拍摄功能提出自己的质疑，并没有突破这种边界，也不应该承担如此严重的后果。

主流媒体和华为官方也不该沉默。此前996.ICU案例证明，当下全社会对劳动者权益非常关注，因此这次“开除”，主流媒体的意见不该缺席；奔驰女车主维权案例则表明，消费者权益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P30 pro长焦性能明明优于友商的情况下，还使用有误导嫌疑的拍月宣传，华为官方是否也不该回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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