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产业指数

如果说林德的汉密尔顿主义是信创基金会美中技经贸战争动员系列的理论依归，那么阿特金森创立的汉密尔顿指数就是为理论依据提供数据基础和论证。

阿特金森将指数称为“汉密尔顿”，用意很清楚，就是为了呼吁美国政府重拾汉密尔顿主义，用“国家权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对抗中国的工业崛起。

National Power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实力”，但从阿特金森等人维护美国现有地位、实质是维护霸权的视角出发，或许翻译成“国家权力”更为恰当。

阿特金森靠“汉密尔顿”为自己的“国家权力产业划分”与产业政策话语寻找美国本土合法性，对抗里根以来“产业政策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套市场原教旨叙事，暗示“搞产业战略不是学中国，是回到美国汉密尔顿自己”。

这套话术让共和党鹰派豁然开朗，帮他们找到了障眼法，因为他们既要“学中国”，又不能承认“学中国”，那不啻于公开宣告美国制度失败。

所谓的 “汉密尔顿指数”（The Hamilton Index）是一套量化评估全球先进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阿特金森通过数据计算发现，2022年全球先进产业总产值约为11.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1.6%。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比例自1995年以来（近30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由此，他提出了该指数的底层逻辑——全球先进制造业是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一个国家（如中国）份额的迅猛扩张，必然伴随着另一个国家（如美国或欧洲）工业实力的相对萎缩和坍塌。可以说，这是他自认为的伟大发现，也是他将中国的发展定性为“对美国进攻”的关键依据。

汉密尔顿指数并不是看整体GDP，而是精准锁定了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创新能力和国防安全的10大“国家权力产业”（National Power Industries），包括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含半导体）、IT和信息服务业、电气设备、机械和设备、机动车辆、制药业、化学品、基本金属、金属制品以及其他运输设备（含航空航天和造船）。

核心指标则是LQ（区位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指数计算的分子为某国国家权力产业占本国经济的比重，分母为相应产业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全球均值）。也就是说这个指数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指标，测的是某产业在本国经济里的权重相对全球平均水平，本质是相对集中度，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不是国家的绝对实力。

举个例子，美国农业在全球占比约10%，比中国还高，但美国GDP里农业只占1%，全球农业占全球GDP的比重约4%，所以美国农业LQ只有0.25。按LQ的标准，美国农业是“极度弱势产业”，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从2022年开始到今年5月，信创基金会已经发布了三版指数。按照最新的数据，中国大陆汉密尔顿指数为1.36，美国只有0.88。中国台湾地区则高达2.1，韩国也达到1.77。如果认为中国台湾或者韩国在全世界关键产业的控制能力超过中国或者美国，那恐怕就太幼稚了。它们的绝对产能远不如中国大陆和美国，但LQ被较小的GDP放大。

然而，如此不靠谱的指数却已经在华盛顿受到追捧，并从2022年以来，逐渐成为政策“指挥棒”。汉密尔顿指数之所以频繁被美国鹰派政客引用，是因为它成功地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数字化，证明了单独关税的失效。可以说，这是一个“叙事包装”大于“统计价值”的操作。

报告指出，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但中国在汉密尔顿指数依然在增长（2020年约1.31），试图以此说明常规贸易战无法阻挡中国，论证产业补贴合法化的紧迫性。

信创基金会要用这个数据游说国会，证明仅仅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无法战胜中国，美国必须由政府出资效仿《芯片法案》，对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所有低配（LQ < 1，报告对单一行业也有计算汉密尔顿指数）行业进行全面国家补贴和政策支持。

中美技经贸战争动员

说完信创基金会的理论渊源，接下来看看这套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系列已经写完6篇，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第一篇界定何为技术经济战争，论证政策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核心观点是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技术经济战争，而华盛顿迄今的应对既胆小又脱节，唯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范式转型，才能避免败北。

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个对美政界极具冲击力的战略定位——“避免输”而非“求赢”，中国体量太大、进步太快，美国已然不可能阻止中国在国家权力产业上追上全球领先水平，但西方仍来得及阻止自身能力的绝对流失。

与此同时，报告无情批驳了两党共同信奉的两大信条，“政府不应挑选赢家”以及“政策渐进微调论”。市场或许能实现人均 GDP 增长，但只会碰巧产出所需的国防关键能力，面对被指责为“受国家补贴”的中国竞争者，市场会放任军民两用产业凋零。小幅扩招高技术移民、微增研发预算、零敲碎打的法案，这些政策只能把败退时间延长几年。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进攻”美国，主张美国应在科技、竞争力与贸易上进入“战时状态”，把“强化国家权力产业竞争力”作为压倒性的首要目标，传统的市场配置效率、再分配、社会公平、气候变化等议题必须让位于中美“战争”这个主要目标。然而，他这种孤注一掷的疯狂政策建议，恐怕在美国会遭到进步派的强力阻击，在国际上也不会得到多少支持。

第二篇提出要放缓中国前进脚步，仅靠把自己的事办好还不足以避免败给中国，美国还必须主动给中国使绊子，通过限制中国的知识获取、市场准入、融资、降低创新收益来延缓其主导进程。报告提供了多达100 多项可操作建议，供美及西方盟友采用。

“中国不会改弦更张”是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报告认为指望中国调整其“创新重商主义”政策是徒劳的，因为这与所谓的“全球社会主义霸权”的总体目标深度绑定。因此，对华政策的唯一评判标准应是“是否有助于或损害中国提升其国家权力产业”。

显然，这些说辞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把美国的霸权心态强加到了中国头上，并为自己的行为强行赋予自认为的合法性。

第三篇呼吁资本制度改革，把金融资本主义转型为国家权力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在与中国的技术经济战争中落败，美国必须重构运行了约50年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契约，通过税收与制度重新平衡企业留存再投资与利润流向股东的天平，把资本引向国家权力产业。

企业投资决策是美国输赢的决定性变量，这可能是报告提出的最标志性的论点，联邦研发、监管、教育等改革固然重要，但企业把钱投到哪里才是战争生死线。由此主张以一套新的国家权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替代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这种对华尔街进行革命的改革建议，显然会遭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拼死抵抗。

第四篇是有关劳动力与教育改革。报告认为美国现有的教育体系是为个体福利最大化设计的，并不适配国家权力产业战争，以此必须系统性转向，把学生与工人塑造成国家权力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报告调侃称美国的教育体系是“教师假装教、学生假装学”，呼吁美国高校要从教人文社科转向教学生终身职业成功所需的真实能力。报告还提出地方基础教育要能够识别天才学生并提供适配学习环境。他这套教育改革建议显然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个人兴趣要服从国家需要的逻辑恐怕很难得到响应。

第五篇分析国内产业扶持政策工具，改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政策。报告认为，增加联邦STEM研究经费必要但不充分，美国需要一套全新的联邦研究模型，把“不输给中国”作为资助的最高国家使命，聚焦国家权力产业的技术需求，并让研究成果直接惠及美国本土企业。

报告指责美国当前重科学、轻工程技术，太多科学基础研究，太少工程与应用研究，主张所谓的旧线性模型，即基础研究会奇迹般产出商业创新，已被科学政策文献“彻底证伪”，美国应推动更多面向产业的研究生项目。然而，对科学政策文献的这番解读，最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线性模型终结”的结论恐怕很难得到科技界的认同。

第六篇是关于重构国际贸易规则，放弃传统自由贸易协定，建立排他性战略技术经济伙伴协定。报告认为，自由贸易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应牵头与盟友建立一个全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战略技术经济协定”（STEA），以增强盟友国家权力产业和削弱中国国家权力产业为双重目标，取代过去基于最惠国待遇的自由贸易框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单独应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力量扩张是报告提出的核心论点，因此必须组建盟友集团，在贸易、技术、投资和经济安全议题上协调行动，这倒是与建制派的观点比较合拍。

另外，还有一篇没有纳入这个“战争动员”系列，但也高度相关，就是关于全球南方市场竞争的报告。全球南方（不含中国）约52亿人，占世界经济的34%，预计2050年升至45%，已是中美技术产业战争的前线，这是报告的新定位。中国在国家权力产业的对南出口正系统性地取代美国，而华盛顿仍把全球南方视为后院或边缘市场，未能以“全球化2.0”框架主动应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扩张。

国家权力产业依赖规模经济是这个观点的基础论点，只有进入庞大市场实现规模，才能摊薄高昂的研发固定成本、持续再投资下一代创新。谁占据全球南方市场，谁就守住产业前沿，谁被挤出，谁就丧失创新能力。

按照报告的推算，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进口份额上升超21个百分点，美国下降10个百分点，在国家权力经济货物上差距更大。2000—2024年，中国对全球南方出口的增长超39倍；同期，美国仅增长约2倍。而2020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还是中国的6倍多，到2024年已降至中国的56%，若仅算国家权力产业出口，差距更加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