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印度的喀拉拉邦模式为例，该邦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发达的制造业，但它通过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将大量专业人才（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劳工）输出到海湾国家和西方。这些海外移民每年向国内汇回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支撑了本国庞大的服务业、消费和建筑业。他认为这种“脑力与劳动力输出+侨汇支撑”的良性循环，也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脱贫路径。

第三条路则是高技能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精准弯道超车”。

阿尔温德并不完全主张放弃整个制造业，但他反对搞低技能的普通加工业。他认为，后发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中国尚未绝对垄断，或者西方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急于寻找替代链条的高端与高技能行业，如制药与生物科技，这依赖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廉价工人的密集堆砌。

利用西方“去风险（De-risking）”的政治红利接单，实现全球供应链的特定高精尖重组，而不是在传统鞋帽纺织上与中国血拼。

他以自身的印度经验为南方国家开了药方，发展服务业和人口输出的印度模式才是出路，发展基础设施、制造业并融入中国产业链的中国道路没有未来，这更像是在与中国争夺话语权，而不是真心帮助广大南方国家发展。

印度的经验并算不得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印度实施的“服务业和人才输出”已经证明为没有明天的“无就业增长”，高技术服务业（IT、金融、医药）对人口的素质要求极高，这是“精英友好型”的经济发展策略。

“出口人”的药方最具争议，对他提出的“喀拉拉邦模式”，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强烈的道德与现实质疑，一方面这是“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恶性循环，穷国花费宝贵的财政资源培养了医生和工程师，结果却送给了富裕国家。这会导致本国医疗、教育、科研系统的长期失血，无法建立自主的国家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附性经济十分脆弱，一旦爆发全球危机或地缘冲突，海外劳工被大规模遣返，国内经济将瞬间面临毁灭性打击。

阿尔温德向世界推广印度经验，但令他尴尬的是，印度政府本身也与此背道而驰，身体很诚实，如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和针对电子、半导体组装的数百亿美元“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恰恰就是在做阿尔温德反对的事——通过高关税和巨额国家补贴，强行在本土截留和建立制造业。

更有说服力的是，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通过积极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如RCEP、CPTTP），主动承接从中国溢出或因地缘政治因素外流的制造业，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恰恰证明了制造业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最可靠的发动机。

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学术背书

阿尔德温的“中国挤压论”有3个根本前提或者假设，那就是：

中国有义务让出或者放弃发展特定产业；

中国到了该让出特定产业的时机；

其他南方国家（特别是印度）如果在特定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就等于中国没有让出特定产业。

显然，这三条假设或者前提并不成立。

国际上从来没有到了什么阶段就不能发展什么产业的条约，甚至潜规则也是没有的。阿尔温德们拿 1960年代的西欧、日本做例子，欧日之后是东亚四小龙，然后是中国，但这本身是冷战地缘政治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特殊产物，就算市场起了更大的作用，未必是铁定的“经济发展公理”，国际贸易遵循的是比较优势原则，而不是“礼让”规则。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是靠“雁阵理应外迁”的道德约束来“等靠要”，而是以市场的力量主动去拉去找去争，才最终实现了产业转移与升级。

“中国挤压论”以中国人均已经到了 1.9 万国际元为理由，认为是时候让出特定产业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近期发布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好的分析。

中国不是欧洲（如报告举了荷兰、比利时的例子）或者日韩那样的中小国家，“雁阵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是那些发展相对均质的中小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差异极大的超大型国家，内部收入极差 24.1 倍（最高十分位/最低十分位），将中国与之对比是样本错配。

中国存在内部“大型雁阵”——国内从越南档到日韩档四个梯队同存（第三梯队人口接近10亿），中国确实在进行产业升级与转移，但因为国家体量和差异太大了，这种转移更多在内部发生，并不是什么重商主义卡位或者抽梯子。

最后一点就更没有道理了，把自己没有发展起来归因于中国，这是甩锅，是道德绑架。

以与印度同处南亚文化圈的孟加拉为例，2024年纺织服装出口高达393亿美元，远超过14亿人口的印度（约190亿），印度仅仅与巴基斯坦差不多（175亿），如果按人均出口来说，孟加拉是印度的17.6倍。

另外，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恰恰是在“中国挤压”叙事最强的这几年爬起来的。显然，不是没有发生转移，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接，接不接得住，市场和资本并不会因为谁抱怨的声音大就偏向谁。

阿尔温德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印度自己的营商环境、法制环境、国际信誉、基础设施与物流成本、供应链碎片化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阿尔温德在很大程度上将“产业竞争力等同于汇率政策”，他指责中国汇率“低估了16%”，人为抬高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那么按照他的逻辑，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挤压”就应该消失。

但现实恰恰相反，从2011年到201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以及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但并没有发生预期的贸易变化。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飙升，印度以及很多拉美、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份额并没有如预期般爆发，中国商品在这些市场依然极具竞争力。

这说明了中国的竞争力已经完成了从“价格驱动”向“效率与供应链驱动”的蜕变。相反，印度的卢比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高通胀和贸易逆差，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贬值，但卢比的贬值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卡在15%左右无法突破。

阿尔温德们可能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即使一件服装最终在中国完成，其周边的辅料、原材料可能已经大量采购自东南亚或者非洲。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进口市场，而非纯出口国，中国已经是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大宗商品、农产品、矿产以及中高端零部件的巨大进口需求，本身就是拉动拉美、非洲和中东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中国提供的是无与伦比的供应链集成效率，中国确实是很多行业的供应链核心组织者，但并不是供应链垄断者，恰恰是这种供应链里的中国效率，降低了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印度一直在试图抗拒进入这个高效率的供应链当中来，对中国抱有不必要的敌意，对中国零部件设置高额的防御性关税，对中国技术人员进入印度设置严格的签证限制，默默推行拒绝中国战略，与美国大张旗鼓的脱钩断链政策遥相呼应，希望借机嵌入西方的供应链体系对抗中国。这套策略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后，又抱怨中国效率不公平地“挤压”了印度。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外交事务在国际上兜售“中国挤压”的伪学术理论，是为当前美国在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学术背书，鼓动更多南方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从而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并以污名化中国的方式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冲击”“债务陷阱”这些概念形成完整体系，同时也为一些国家的政客提供对政策失败甩锅卸责的出路。

然而，阿尔温德们精巧的对抗性理论并不能帮助印度发展，他开出的药方也不会真有人拿去抓药。如果能加强国际合作和开放市场，并真正放下对中国的防范，就近融入中国的高效供应链体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市场自然就会做出选择，水到渠成实现他想要的产业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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