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超高份额和被低估的人民币，直接导致印度传统的纺织和轻工枢纽（如苏拉特、蒂鲁普）的外贸订单流失，本土企业在国际核心市场和国内市场遭到双重夹击。

另外，南亚的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被定为“高度脆弱型”，排名仅次于印度，这些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极度单一，高度依赖成衣出口。

在这两位看来，中国凭借更完善的供应链集群和成本优势，导致这些本就贫困的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市场溢价和扩张空间。南亚次大陆发展不起来的终极原因终于让他们发现了，阿尔温德也为自己的印度经济政策的失败找到了背锅侠。

事实上，阿尔温德的成名之作就是有关中国经济威胁论。2011年他在彼德森经济研究所写出了《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之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主题是“中国崛起压外围、印度怎么办”，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立下的“中国压制外围”叙事的第一根桩。

他认为，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全球治理及贸易规则会在中国主导下“带偏”，印度要借美国力量加上自主，以双轨机制实现发展。

对于中国贸易优势的原因，他则迎合了西方的“货币操纵论”，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带来的不合理竞争优势。

整篇文章围绕“中国挤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而写，可以说是“中国冲击论”（china shock）的嚆矢。需要注意的是，英文shock含有出乎意料的不相信、怀疑disbelief，以及确认后带来的痛苦与恐惧distress，目前普遍翻译为冲击，这样的中文翻译并不能将英文概念的双重含义表达出来，我认为“中国惊骇”可能更准确。

2019年2月，他再以彼德森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发表了另外一篇“中国冲击论”的神作：“即将到来的中国冲击”（The Coming China Shock），先发表于国际评论平台《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后又被印度《商业标准报》（Business Standard）等印度主流媒体引用。

文章宣传，中国经济例外主义的终结将带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中国冲击”对以印度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环境恶化与发展路径挤压。

2011年，他批评中国发展太快了，这次他批评中国发展变慢了。

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对美欧铁锈带中低端制造业造成第一轮冲击（china shock 1.0）。这时他忘掉了，按他自己后来的逻辑，这属于欧美遵从“让梯子规律”的行为，怎么算是中国的冲击呢？

目前的中国又被他称为“中速增长被迫甩过剩产能”，对发达国家（中高端）和发展中国家同时造成冲击，这是第二轮中国冲击（china shock 2.0）。

如果说阿尔温德在2011年埋下了“中国挤压”论的种子，2019年他预测了“中国挤压”下的冲击，那么2026年5月他已经是全面系统地论述所谓已经发生的“中国挤压”了。

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印度精英，阿尔温德对印度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而感到焦虑，对中国的能力又感受到了追赶的绝望，他了解西方的话语体系与关切，这可能就是他创造“中国挤压论”的背景，所谓的“中国挤压”大概就是他为了迎合西方，为西方以及印度自身，并联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打压中国产业制造理论依据。

捧杀中国出口

2024年中国货物出口约3.6万亿美元（采用世界贸易组织口径，扣除转口贸易增值），比第二名的美国高出约80%，即使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也超过欧盟50%，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然而，如果按照人均计算，那中国就只能算一个中等贸易大国，还远称不上贸易强国。即使不考虑小微国家（如新加坡人均出口超过8万美元），只对5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进行比较，中国的贸易出口能力也并不突出。

如德国人均货物出口为1.9万美元，韩国为1.3万美元，法国0.95万美元，英国0.66万美元，美国也有0.59万美元，这些传统发达国家都远超中国（0.25万美元）。连墨西哥（0.48万美元）、泰国（0.42万美元）、越南（0.4万美元）、土耳其（0.28万美元）这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也都超过中国。

按照“中国挤压论”的说法，东南亚被中国挤压了，但泰国、越南、柬埔寨这些与中国供应链融合的东南亚大国，人均出口水平还高于中国。中国仅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0.3万美元）的85%左右，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在总量上显得对外出口特别庞大，对于中国出口能力有捧杀之嫌。

回望历史，美国在1960年货物出口曾经占到全球的29.4%，而人口只占6.1%，是世界人均出口的4.8倍，美国今天也还有2倍之多，德国在2005年甚至高达8倍，韩国2024年也还是4.4倍，而中国这个数字只有约0.85。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才是产能过剩，即使今天也远超世界人均水平。

中国出口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并不算突出，之所以引人瞩目，中国进口相对少一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收入不高，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不强，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中，国际生产厂商的竞争力不强，中国市场太卷了。

如就加权平均关税水平而言，2024年中国只有2.9%，甚至低于同期欧盟（3.6%），也低于美国（2025年约4.2%），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接近（2.5%）。可以比较的是，印度高达12.5%，越南8.7%，全球平均5%。也就是说，中国打开了大门，但没有多少国际对手有能力进来。

2024年，西方国家（美欧、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26.8%，30年前（1994年）这个比例是61%，显然这个比例是不合理的（人口占比约13%），也是不可持续的。

30年间，西方丢掉了超过一半的份额（34.2个百分点），被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过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其实是从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的不合理份额中争夺过来的，并非强占了南方国家的份额。

30年来，世界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增长（469.8%），对于增长的部分，中国获得的份额也并不算特别突出（17.2%），与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当，西方拿到的还略多于中国（19.2%），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绝大多数（66.3%），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中国遏制了其他南方国家的发展。

当然，印度确实未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节奏，在全球贸易增量中只占区区2.1%，但这不该是怨恨中国的理由。

印度药方

阿尔温德作为一个做过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他也为以印度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开了药方。

面对全球多边主义瓦解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他呼吁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认清现实、放弃幻想，危言耸听地宣称“制造业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路径已被中国筑起的壁垒锁死，后发国家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要素禀赋，寻找非传统的或者非中国绝对主导的全新替代发展路径。

为了绕开“中国挤压”，他提出了三大“非传统”的替代发展路径。

第一条路是高技术服务业驱动型增长（Service-led Growth），这是阿尔温德最核心的替代主张。

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证，服务业可以跨过制造业，直接成为发展中国家脱贫的引擎。比如数字与IT服务出口，他以印度的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为范例，提出跳过工厂组装，直接利用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商业流程外包（BPO）等高产值服务来赚取外汇。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阿尔温德反而认为数字化服务已经具备了更高的可贸易性（exportability）和生产率爆发力，完全能作为替代制造业的增长极，打破服务业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实现“全球规模化”的传统理论。

第二条路是“人才与脑力”的劳动力跨境输出。

阿尔温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既然商品出海受阻，那就“把人直接出口出去”，以海外汇款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