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北江堤

南宋“诗宗”杨万里，于淳熙七年（1180年）起身前往广东，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北客南来，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就是从韶关南雄乘船顺着北江经过清远飞来峡，至三水芦苞镇转入芦苞涌，最后抵达广州。

1180年至1182年间，他多次沿着三水芦苞涌乘船来往于北江与广州之间。四月乘船走到芦苞清塘时，杨万里还曾诗兴大发，作诗《明发青塘芦苞》，诗中提到：“……船行两岸山都动，水入诸村海旋成。回望越台烟雨外，万峰尽处五羊城”。

据《北江大堤志》记载，北宋年间（1272年），因北江连年洪水，沿江人民开始在芦苞至黄塘间修建了珠江流域第一条堤防，旧称“榕塞西围”，这是北江大堤的原始堤段，可说是千年北江堤之始。

明代以后，珠三角河道淤浅，除了影响航运，还使水患增多，因而在明清时期，北江流域水利防洪有了更大发展。清远市的石角围就始建于明代，名为清平围。这些堤围至清初虽分散未成完整堤系，但已具一定规模，其防护范围更广，而且直接关系到广州的防洪安全。

清光绪二十六年立有石碑云：“石角堤围为下游各县及省垣（指广州）保障。”清朝时，广州的对外交往和贸易角色更加吃重，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芦苞的榕塞围和清远的石角围与广州安全干系十分重大，北江大堤由两广水师提督直接管辖。

1915年乙卯水灾，芦苞围、石角围均遭溃决，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了一场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灾后，谭学衡任督办的广东治河事宜处加紧工作，聘请瑞典籍工程少校柯维廉（Major G.W. Olivecrona）任治河处正工程师，具体负责广东的水利工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谭学衡提出，“其可行者，以建筑堤基一种计划，为治理西江唯一办法”，“惟有修缮基围而已。此本督办及海、柯二工程师所以公同主张也。”也就是筑水闸并将散乱的堤系联合起来，这就是“联围修闸”的治河方针。

1918年，谭学衡使用“关余”（关税中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款后的剩余款）一百万两筹建芦苞水闸，作为北江进入广州的最后一道关口，以控制分泄北江洪水为目的，以防御1915年型洪水为标准，由柯维廉负责设计施工。项目在1921年动工，并在1923年完工，这是民国时期广东最大的现代化水闸，将芦苞围的防洪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全国主要堤围

直到新中国成立，北江大堤的都只是长短不一、高低各异的大小堤围。鉴于北江大堤没有一个完整的堤系，防洪能力甚低，乙卯洪灾后有发生多次溃决，1954年12月，开始对原分散的堤围进行筑闸联围和全面整修加固，并正式定名为北江大堤。

后经过不断加固，北江大堤抗洪标准全面提升，1990年代末飞来峡水利枢纽的建成更使北江大堤御洪能力达300年一遇标准，成为国家防洪的九大主要大堤，并真正成为了广州的防洪长城。

芦苞水闸修建后，防洪作用得到大大加强，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通航的功能遭到毁灭性打击，通往广州的交通要道自然已无可能，当年千帆竞发的景象也无法再现。

北江大堤位置图（引自“北江大堤志”）

珠角三角洲的诞生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并逐渐成为中国核心经济区域之一，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这个概念，几乎已是举国皆知了。

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这个术语，珠江三角洲是个新概念，并且这个概念的诞生还与乙卯水灾后的治水息息相关。

1915年，瑞典工程师柯维廉受谭学衡之邀到广东治水，在考察了珠江流域的西、北、东江之后，他在珠江主流下游羚羊峡口外广利围平原发现了埋葬的牡蛎壳，这说明羚羊峡附近曾被海水淹没。由此他提出，广州至澳门一带的平原曾是海湾，后被西、北、东江泥沙堆积为三角洲，并将这片平原取名为“广州三角洲”。后有外国学者来中国访问，在对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河口湾和三角洲进行考察后，著文称其为“珠江三角洲”。

不过这个概念在提出来后，又有欧洲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明确表示珠江三角洲并不存在，因为其所见的堆积平原很薄，仅1—2米，所以认为珠江河口不足以被称为三角洲。

珠江流域4大江位置关系示意图

法国留学归来的广东学者吴尚时，也关注到这一争论。1935年开始，他开展了诸多田野考察，特别是1937年在广州珠江南发现了七星岗海蚀地形以及附近赤沙滘东面海蚀地形、古沙堤等冲积地形，这些证据有力支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1947年，吴尚时发表重磅长篇论文《珠江三角洲》，有力论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并认为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大河三角洲不同，它拥有特殊的成陆模式，是一个复合三角洲。

同年，珠江水利局向民国水利部申请办理了珠江正式命名的立法手续，珠江流域进一步获得确认，珠江（广州城至入海口段）与西江、东江、北江总称为珠江，珠江的概念也正式成型。从此，珠江三角洲逐渐走出了书斋，成为了一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