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何印度相比于世界其他各国，遭受了最大的创伤（千人死亡率只好于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220人），现代学者有很多解释。首先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医护人员被派到一战的前线，印度国内极度缺乏医疗资源。

其次，第二波疫情恰好碰到了干旱导致的粮食减产，饥荒使得大量人群出现营养不良，再加上由于战争的需要，印度反而出口粮食，即使想进口粮食，战争期间正常的国际贸易难以开展，这使得粮食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粮价上涨，饥荒进一步加剧。饥荒又迫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求生存，而城市并不能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反而更有利于病毒传播。在饿死和病死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使得大量的穷苦百姓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病毒，面对病毒的进攻更加脆弱，只能仍由病毒肆虐。这不是对病毒的战争，这是单方面的大屠杀。

此外，殖民政府的不作为和冷漠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战争需要，殖民政府不希望加剧恐慌，毕竟印度是战争的后方。另外，作为一个外来者有些尴尬。这是为何呢？

这事得从大概20年前的鼠疫说起。1896年9月，一艘来自香港的货船将鼠疫带到了印度。这场疫情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历时10年以上，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一开始，殖民当局并不想承认疫情爆发的事实，但随着疫情愈加严重，掩耳盗铃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迅速控制疫情，以防欧美列强中断与印度的人员与贸易往来，毕竟欧洲对于黑死病可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10月，印度殖民当局修改了1888年的孟买市政法（Mombay Municipal Act），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并授予卫生委员会主席极大的防控权力。卫生委员会开始实施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对全市进行彻底的清洁运动、用海水和消毒剂冲刷下水道和污水管、冲刷商店和谷物仓库，在小巷和出租房撒消毒粉，应该说这些措施确实是有利于阻断病菌的传播。

图片来源于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网站GatewayHouse

很快，殖民当局发现法律威慑力不够，并且需要扩大到全印度。1897年，英属印度通过了传染病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授予政府可对船只、人员检疫，可以拘留或者隔离任何疑似病例，销毁任何被病菌污染的财产，可以对任何怀疑感染居所进行搜查、消毒、强制清空，甚至拆毁。

委员会强行拆除了大量平民窟简易居所，激化了与老百姓的矛盾。此外，当地百姓对于委员会的强制隔离政策也十分抵触，一方面是因为确诊病例缺乏公认的标准，考虑到当时并没有核酸检测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授予了卫生委员会拘留任何人的权力；另一方面，隔离设施十分简陋，更重要的是，凡是进入隔离设施的，结局基本都是死亡，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治疗鼠疫的有效方法，而印度的老百姓并不希望亲人以这种方式孤独的死亡。这也导致了与印度人的严重冲突。英国人鄙视印度人的肮脏、人满为患和不讲卫生，而印度人则憎恨英国殖民当局的不人道、对印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加掩饰的敌视。

再加上，双方对于如何用药也存在极大的分歧。英国人禁止使用印度传统医疗方法进行治疗，认为那是不科学的，传统医学的医生不能获得从医资格，但西医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香港1894年的鼠疫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医与西医发生了相当大的冲突，缺乏实效为两种体系的鼓吹者的互相指责提供了充足的炮弹，因为每一方都能指出另一方显而易见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印度人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西医的费用。禁止使用印度传统医学，这几乎就是要求大部分印度感染者听天由命。

此外，由于现代卫生和防疫知识的缺乏，各种谣言也在传播。有谣言称英国人的消毒剂是迷药，是为了将外来人口强行送出城外。还有谣言称，凡是被隔离的病人，都会被英国人肢解，目的是要从印度人身体中提取出一种印度传统医学称为“momiai”的物质送到英国，这种物质可以防止感染。这些谣言也不断腐蚀着印度老百姓对英国殖民当局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

1898年3月9日，因为孟买卫生委员会要拆除一名12岁穆斯林女孩的居所，直接导致了骚乱，警长受伤，医院和政府的建筑遭到攻击和纵火。更糟糕的是，因为一次搜查感染者行动造成的冲突，卫生委员会主席（W C Rand）遭暗杀身亡。

事实上，同一时期香港发生的鼠疫，在防控过程中，英国殖民当局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没有如此极端的情形发生，但还是引发了广州满清政府与港英当局的外交争端。

英国殖民当局由于缺乏执政的正当性，再加上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印度本土文化和人民缺乏尊重，严格的防控政策根本无法实施。

1894年香港鼠疫，图片来源：中文医疗资讯网

正是有了上一次瘟疫期间的心理阴影，英国殖民当局在西班牙大流感肆虐期间，根本不敢严格管控，毕竟战争期间后方稳定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英国殖民政府漠视疫情的重要原因。确实，1918年的大流感没有引发社会骚乱，却造成了最大的悲剧。真可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可能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宿命。

历史的重复

事实上，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的不作为，当时的印度本土报纸也多有批评。如1918年10月20日，这已经是疫情的最高峰，《古吉拉特报》（the Gujarati）当天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印度政府的车轮还在非常缓慢的移动”。文章这样写道：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正在濒临死亡，以及更多的人们处在危险之时，我们没有发现省政府方面或者印度最高行政当局有任何意识或者发出信号去设计并执行有组织的疫情应对措施，有组织的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需要广大人民的配合，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更高级别政府行动的信号。

1919年2月3日，《孟买记事报》（Bombay Chronicle）在评论中认为，孟买市和整个印度已经为这次疏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甘地的私人医生（Dinshaw Mehta）在1919年8月1日写给《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 ）的信中这样总结道，这次进攻迅速而又严重，它简直使人目瞪口呆，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它已经兵临城下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我们进行了致命的屠杀然后快速消失……政府对于广大沉默而又温顺的大众犯下了简直算是犯罪的疏忽，这本应该在人道主义法庭进行审判。”1918年英国殖民政府的不作为，失去了印度的民心，很快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就将在印度次大陆风起云涌，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1918年11月8日，孟买市政厅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表彰疫情期间做出巨大贡献的志愿者和慈善团体。《印度时报》在会后的报道中写道：“尽管疫情还在继续，但这一波视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现在该转向对疫情的教训进行有益地总结反思了。”

100年过去了，印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在孟买市政厅总结的教训。绝对不能轻视病毒，特别是变异后的第二波病毒，这是1918年印度给世界最惨痛的教训。轻视病毒的鸵鸟政策执行久了，就会把自己也骗了，竟相信幸运总会眷顾。人们可以忘记历史，但历史一定会惩罚那些无视历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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