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欧洲工业遭受“中国冲击2.0”？

欧盟关于中国出口“冲击”欧洲经济的指控，建立在片面叙事基础之上，不仅武断地牵涉贸易扩张与就业流失的关系，更忽视中国出口对欧洲消费者福利和下游产业的正面贡献。

一方面，欧洲工业的就业岗位减少需置于更宏观的经济背景下分析。德拉吉报告指出，欧盟面临的是“存在性挑战”（existential challenge），根源在于欧盟各国市场割裂、创新投入不足、能源成本畸高等结构性因素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叠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数字化转型的滞后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极大加剧了欧洲制造业的承压。

今年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欧洲油价明显上涨，给欧洲民众生活带来压力。图为2026年3月9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一座加油站。 新华社

此外，尽管理论上关税通过进口替代效应可减少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国内生产扩张、带动就业增长，然而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将推高国内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压缩其利润空间和竞争力，反而可能减少其劳动力成本投入、抑制就业，并可能引致对等报复，导致本国出口部门面临外部需求收缩，进一步对制造业就业产生负面冲击。将工作岗位的流失归因于外部进口冲击，既忽视了欧洲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根源，也混淆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调整的正常逻辑。

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福利和产业链供应角度，中国出口商品对欧洲价格水平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意义。既有研究指出，2023年年内中国低价商品的进口便通过竞争效应（集约边际）和品种效应（广延边际）双重渠道传导，使欧元区总体通胀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欧洲央行也估计，若中美贸易紧张导致中国出口转向欧元区，额外的中国商品供应将使欧元区2026年的整体进口价格下降1.6%，并逐渐蔓延至消费者价格层面，使非能源工业品通胀下降0.5个百分点、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约0.15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对欧洲价格稳定和消费能力的支撑是一个被系统性低估却客观存在的经济效应，充分体现着全球化分工下互利共赢的基本逻辑。

贸易战会让欧盟付出经济代价

若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战，中国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必然反制。贸易战将严重削弱欧盟本就脆弱的产业竞争力，破坏其在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进程中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关系，最终不仅无法实现“去风险”的政治目标，反而将在出口萎缩、成本上升与福利恶化的恶性循环中承受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结构贸易分析系统的模拟，当欧盟分别对华加征不同层次的关税时，中国若相应进行对等反制，双方将面临诸多福利损失，其中欧盟损失更为显著。若双方将加征关税范围覆盖至全部货物贸易，即实现全面“贸易战”，当双方加征关税税率由10%逐级抬升至30%时，欧盟所受负面冲击呈现显著的边际递增与非对称特征。

具体而言，当税率攀升至30%时，欧盟GDP损失扩大至0.294%，超过中国损失变化，表明关税升级对欧盟经济的边际损害更为严峻；同时，欧盟国家价格变化率在各关税水平下均为正值，由10%关税时的0.124%升至30%时的0.225%，意味着关税成本主要通过进口价格传导至欧盟消费者端，形成显著的通胀压力；而中国价格变化率始终为负，反映其出口结构对价格调整的缓冲能力更强。此外，尽管贸易条件效应显示欧盟有所改善，但贸易量效应持续为负，表明欧盟以贸易规模收缩为代价换取贸易条件改善，实质福利仍呈净损失态势。

若聚焦于欧盟视为战略自主争取重地的汽车行业，互加征关税的结构性不对称效应更为凸显。在30%、35%和40%三种关税情景下，欧盟总体货物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0.759%、0.933%和1.054%，出口增速的收缩幅度约为中国的1.8至1.9倍，呈现出严重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脆弱性。欧盟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其高端汽车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一旦面临关税壁垒，出口需求的弹性损失远大于中国。尽管中国在货物进口增长率上受损更深，但进口收缩主要影响的是消费者剩余与产业投入成本，而欧盟出口端的大幅萎缩则直接冲击其制造业就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产出及贸易顺差根基，因此，欧盟在汽车业关税博弈中承受的产业层面的福利损失远较整体福利数值所显示的更为深重。

综合来看，无论是全部货物关税的总体经济冲击，还是汽车业关税的结构性产业冲击，互加征关税均对欧盟造成更为严重的实质性伤害。在增长端，高额关税抑制出口需求、抬升进口成本，欧洲本就疲弱的经济复苏动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在通胀端，进口价格上行压力将沿供应链传导至消费端，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迫使欧央行在“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陷入两难。双重压力叠加之下，欧盟所承受的产出损失与福利削减，其影响远甚于中国的贸易收缩冲击。

欧洲应摆正位置再出发

当前欧洲面临的核心困境，并非源于所谓外部竞争者“不公平”的冲击，而在于自身深层的战略认知偏差。在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时代，欧洲仍以传统强权的姿态自居，未能正视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下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这不仅难以化解内生性危机，反而加剧战略被动。这种战略被动不只是体现在对华关系，还体现在其对俄罗斯、对美国的关系。唯有调整姿态、务实地回归竞争力建设与开放合作，构建平等兼容的双多边经贸关系，欧洲方能重新获得经济自主与产业韧性。

第一，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是欧洲的当务之急。德拉吉报告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的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

在成本端，欧洲长期承受畸高的劳动力成本与能源成本，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能源价格的结构性攀升，严重侵蚀了制造业的利润率与投资吸引力；在创新端，欧盟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及清洁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落后于美国与中国，市场碎片化导致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企业难以将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化优势。

因此，欧洲首先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内部市场一体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重构能源体系与劳动市场弹性，而非将视线外移、寻找外部替罪羊。

第二，与中国进行务实经贸磋商并扩大合作。

首先在制度互信层面，中欧之间已建立起一系列高层经贸对话、科技领域合作平台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沟通机制，应充分利用这些渠道，就产能、补贴、市场准入等议题展开对等与专业的技术磋商，以制度化对话管控分歧、积累共识。

其次在经贸关系定位层面，欧洲需要建立一种更加成熟、平衡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当前，欧洲一方面声称欢迎中国资本参与其绿色转型与基础设施升级，另一方面却以“去风险”为名，通过《工业加速器法案》等政策工具设置隐性壁垒。这种矛盾行径不仅削弱了欧洲的政策可信度，也无助于欧洲弥补投资缺口与技术合作机会。

最后在合作路径层面，中欧应共同探索双赢的投资方案，直面欧洲产业链关注的创新不足与韧性缺失的关切，以竞争促合作，以合作融竞争，例如在电池、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建立合资与技术共享机制。

匈牙利布达佩斯切佩尔港物流园内的中欧班列集装箱货柜 新华社

第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避免保护主义反噬自身。

欧盟长期以来标榜自身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然而近期频繁动用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潜在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已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实质性冲击。这种内顾倾向不仅与欧盟公开宣示的国际承诺相悖，更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其自身出口市场、外资流动及全球供应链稳定都将越发面临更多风险。

唯有以规则回归替代权力政治、以制度开放替代投资封锁、以多边合作替代单边对抗，欧盟方能在日益复杂的大国博弈格局中维系其独特地位，并实现经济安全与贸易繁荣的动态平衡。

参考资料：

1. https://www.euractiv.com/news/france-and-allies-call-for-eu-trade-defence-tool-to-fend-off-china/

2. Di Sano, M, G Pongetti, T Schuler and S G Toh (2023): “Spillovers to the euro area from recent negative inflation in China”, ECB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7, November

3.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5/html/ecb.blog20250730~833a22650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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