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非常明智的观点（例如，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争、重新培养我们的外交人才队伍、重建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等等），但他也希望美国“继续提升全球妇女和女童的地位，把重点放在“反腐败方面，要将其视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把自由世界团结在“电子化的自由理念”大旗下。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有价值的，但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要干涉其它国家，告诉其它社会该做什么和如何做，或者就要在国外从事前途未卜的社会改造工程。而在我们推进这些崇高理想的同时，拜登还打算重申美国对北约的“神圣”承诺，信守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对我们在亚洲的条约盟友进行再投资”，和“做更多努力，将我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友邦拉入到更广大的民主国家同盟中。”

而这还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拜登和他的团队将这份待办事项清单撕掉一半，只处理剩下的事项，那他们仍然会非常忙碌。

拜登挑选杰克•沙利文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此人与他未来的老板志同道合。2019年1月，沙利文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试图重新确立美国例外论，以便说服越来越狐疑的公众继续肩负起领导全球的重任。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当公众相信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承担一般责任的普通国家时，他们才会同意为外交政策付出巨大代价。”然而只要仔细检视就会发现沙利文的“例外论”本质上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的老偏方，即美国“独具能力和责任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沙利文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而我国则有很多智多星。”

但即使这是真的，那也不意味着全世界的所有问题都能由美国方案妥善解决，更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符合美国的利益。有时候美国会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可能某一外国势力更方便和更有动力去解决问题。沙利文和拜登都承认，美国并不完美，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我们不应没完没了地去琢磨这些错误，也不应去追究责任。毕竟，沙利文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不完美的人做出的所有不完美决定所左右的，这些人掌握着不完美的信息，面对着不完美的选项。”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能免除他们（和我们）的责任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拜登团队的真正优势（熟悉详情、有从政经验等等）也可能是一种负担。尽管在战术选择，甚至在更宏观的战略目标排序方面，下一届政府内部肯定会有分歧，但参与讨论的这群人都具有极为相似的世界观并肯定会怀念美国曾经拥有过的霸权地位。正如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危险在于，“当所有人的想法都相同时，没有人会去深思熟虑。”人们即使不完全同意 “团队应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对手所组成”这一理念，也会认同拜登政府如果任命一些反对派会大有好处，这些反对派在之前讨论北约扩大、伊拉克战争、干涉比利亚或2009年增兵阿富汗等问题时都提出了异议。

拜登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也令人有些担忧。诚然，一改特朗普任性粗野的作风，不再艳羡各类专制统治者，恢复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拜登承诺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会召开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他还经常把“自由世界”之类的陈词滥调挂在嘴边，它们所引发的麻烦可能比它们能解决的麻烦还要多。

首先，鉴于美国本国的民主制度已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拜登还召集其他领导人到华盛顿来“重振自由世界的精神和共同目标”就显得有点不自量力。其次，嘉宾名单里是只有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也包括印度、土耳其、波兰、匈牙利，以色列等民主程度尚无法达到自由主义理想标准的国家？第三，让民主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将使美国与中国日益加剧的竞争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的较量，这使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更难展开合作，使中美长期共存的可能性变小。以这种方式强调民主也可能使本届政府重新滑向各种形式的体制更迭深渊。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电子化的自由理念”，那他们怎么能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去支持那些密谋推翻独裁者或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团体呢？

于是，我的最后一个顾虑产生了。拜登甫一上任，他和他的同僚们就会收到大量求助者源源不断的请求。欧洲人想知道他会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解决在爱琴海发生的希腊—土耳其冲突和弥合欧美对待科技巨头的分歧。亚洲国家则想要更多的援助去抗衡中国，阿富汗人、索马里人和其它国家的人想游说美国继续打击塔利班、“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等。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将竭力阻止拜登重返伊核协议；如果拜登一意孤行，那他们就会游说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和额外的安全保障作为补偿。然而，你不会看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会为了帮助山姆大叔而自愿多事，如果以史为鉴的话，它们将不会兑现自己的崇高承诺去为本国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问题是：拜登及其同事将如何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请求？哪些地区将拔得头筹？又是哪些国家会被告知要自食其力？在拜登团队的世界观里似乎基本不存在避重就轻的观念。因此我担心他们会花太多时间去向别的国家证明特朗普只是暂时出现的反常现象，而花太少的时间去帮助盟国自力更生。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希望拜登团队能够帮助美国克服其在单极时代的自我膨胀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低效混乱，即使最终证明我是多虑了，那我也会很高兴的。事实上，尽管我曾经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述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执着于一个失败的大战略，抵制承担任何责任和进行任何改革，但拜登团队如能改弦更张，那我将不胜惊喜。来吧，拜登：证明我错了吧。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