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沃尔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早在2001年初，我和一个即将要加入布什政府的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专为外交政策专家准备的晚宴。他对自己未来的同事抱有极大的信心，对未来的期望值也很高。他认为克林顿政府是由一群善良但天真的业余人士组成，他们一再错误地处理了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他在这次聚会上对一众支持者说，他们可以放松下来，一旁休息，看看事态发展会有多顺利，现在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科林•鲍威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迪克•切尼等人）又重新掌权了。

唉，我们现在都知道后来结果如何了，但在当选总统乔•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名单出炉后，我看到大家对此作出的反应，就不由得再次想起了这一幕。对一些观察家来说，新团队成员都是天选之人；在特朗普/蓬佩奥时代充斥着反复无常、推特治国和大多数情况下毫无意义的混乱，新团队成员正是那个时代过后美国所需要的人。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将拜登的初选名单看作是一份“全明星名单”，还认为“他们正在遴选一个一流团队”。前高级官员称赞国务卿候选人安东尼•布林肯是“对所有国家安全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并称赞拜登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艾薇儿•海恩斯是“一时之选”和“精明干练”。

拜登团队出炉

新团队赢得了专家们的谨慎赞扬，这些专家们一般很少（如曾有过的话）赞同这种提名，这些专家包括昆西研究所的特里塔•帕西（Trita Parsi）和“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华莱士（Mark Wallace），后者认为拜登的初选团队成员都是“有才华、有思想、有理性的”。其他支持者则认为他们是有经验的、过去曾合作过的专业团队，他们已得到了当选总统的充分信任，并准备修复美国与其传统伙伴的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进步派和主张施行克制外交的人则表达了更多的疑虑。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和康纳•埃科尔斯（Connor Echols）在他们的“进步现实主义者”成绩单上给布林肯的总评分是C-。其他人则指出，拜登和他的几乎所有团队精英都公开支持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卡托研究所的道格•班多（Doug Bandow）更进一步，他警告说，拜登的这些早期任命标志着“好战派已回归并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而那些右翼人士，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汤姆•科顿、即将下台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甚至在拜登团队成员宣誓就职前就已开始对其进行谴责，蓬佩奥这么做无疑是为了增加自己四年后当选总统的几率。

谁对谁错？实际上，那些急于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专家，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拜登团队将做什么或他们能不能做好。过去的态度和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却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不是他们过去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明年和以后会做什么。尽管我自己也对新政府心存疑虑（具体疑虑是什么见下文），但对他们的评价不应基于他们过去的错误，而应基于他们未来的表现。

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句俏皮话所说的：让政府偏离正轨的是“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没有一个政府能预见到所有它将要解决的问题，某人上任第一天制定的周密计划往往会被意外事件打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反对民族建构计划，并承诺奉行“谦逊”的外交政策，但911恐怖袭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使他的一整套外交政策偏离了正轨。前总统奥巴马没有预见到阿拉伯之春会发生，但该事件最终消耗了美国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生命和政治资本，而他的外交手腕却没有为他赢得任何声誉。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绝未料到自己会遇上一场全球性疫情，而他应对无方导致自己无法连任。无论拜登团队认为他们将执行怎样的外交政策，成功都不可能取决于他们的计划，而是取决于他们如何处理那些意外事件。

也就是说，新一届政府的倾向明显值得担忧。拜登和他最亲密的智囊仍在努力塑造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形象，而实际上，美国的这一形象即便在过去也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成功，而现在这一形象早就过时了。在当年，美国的经济体量占世界经济总量30%以上，美国还以其行政有力和外交娴熟而当之无愧的享有盛誉，这使其能发挥巨大的全球影响力，但现在如果还以为美国能发挥这么大影响力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虽然拜登等人可能已经认识到单极时代业已结束，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他们自己的声明表明，他们很可能仍心存幻想。

想想拜登在《外交事务》2020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这个标题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这就是拜登自信地声明其外交政策“将使美国重新回到上座”。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上座，更关键的是上首。这一本能是诱发过度承诺的原因：如果美国坚持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发挥主导作用，这就会立即引发一些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的抵制，并会诱使其它国家再次让山姆大叔承担过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