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难题还没有解决，特朗普又在格陵兰岛给欧洲再出了个难题，甚至由此牵出北约地位问题，欧洲担忧北约可能就此解散，特朗普则明确表示北约在中俄面前毫无威慑力。

此次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行动，被普遍解读为“唐罗主义”。特朗普政府近年来高调宣称要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全球事务转向西半球，并显著减少对欧洲事务的参与。这种“回撤”策略是否意味着未来欧洲将不得不独立应对如俄乌冲突这样的局势？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宋鲁郑：美国“回归西半球”这件事，其实可以从三点来印证。

第一，回顾一下2025年美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变化：整体上更偏“亲俄”，包括推动举行高层会晤，并提出一套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俄罗斯关切的和平方案。核心信号是：美国希望从欧洲、从俄乌冲突中抽身。

第二，面对中国时，美国也表现出一种“减少卷入”的倾向。比如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中日矛盾当中，美国也没有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对中国在台海的演习，特朗普也采取默认的态度。再比如在釜山的峰会上，中美沟通被认为比较顺利；在经贸与科技限制，比如芯片禁令方面，也出现了某些松动迹象。总体来看，他对俄罗斯、中国都释放出一种“我要抽身、我要回撤”的信号。

第三，美国发布的一些战略文件里，也开始更明确地强调把资源与注意力集中到本土周边与西半球事务上——这与特朗普宣称的所谓“新门罗主义”是相匹配的。

一开始，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是特朗普的政治语言，或者只是从“商人式算账”的角度出发，觉得未必会真的落地。但委内瑞拉这个事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几乎很少有人再怀疑，美国正在把战略重心更明显地收缩回西半球。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未来不得不更多、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独自面对俄乌冲突等安全难题。对当下欧洲而言，这当然是挑战，甚至是危机：它被迫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与成本。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如果美国后续延续类似路线，这种压力反过来可能会推动欧洲走向更实质性的“战略自主”。

至于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要看这种回撤是特朗普时期的阶段性政策，还是美国长期的转向。如果只是特朗普任内的策略，那么一旦民主党重新执政，美欧关系可能会出现修复，大西洋关系大概率仍会被保留——当然，损害已经造成，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反过来，如果未来仍由共和党执政，并延续这种“回归西半球”的路线，那么中美欧关系的结构会发生更深刻变化，美欧之间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关系”就可能难以维系。届时，欧洲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走向真正的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多极化世界格局下，欧洲一直以“一极”自居，也曾试图在欧美关系中争取独立自主，但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欧洲自身实力的衰落，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越来越尴尬。特朗普第一任期掀起贸易战时，中国国内还一直有声音认为可以拉拢欧洲来共同应对美国，但欧洲始终不愿放弃欧美同盟。但是很显然，特朗普并不在意欧洲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欧洲有可能和中国一起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吗？还是会继续绥靖下去？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宋鲁郑：特朗普以实际行动坐实了他的新门罗主义：回归西半球，自扫门前雪。然而现在的欧洲正迫切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和支持：一年多来俄罗斯在乌克兰不断加速挺进，欧洲要想遏制俄罗斯、或在和平谈判中占据主动，再或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均依赖美国。最后，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欧洲出于俄乌冲突的需要，不得不对美国实行绥靖政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然而这一切并没换来美国的尊重和回报，相反变本加厉。直到今天赤裸裸地威胁要侵犯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触及到了欧洲无法接受的底线。

2025年3月15日，格陵兰首府努克（Nuuk）的美国领事馆前，一名示威者高举着写有“我们是非卖品”的标语牌。 RCI

不管美国未来是用武力还是强迫收购的方式，在吞并格陵兰岛的那一刻，就把欧洲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也就是说再也无法维持大西洋关系了，北约也就真的脑死亡。在这个时候，中欧关系也就迎来了变化的契机。

中欧之间虽然分歧很多，比如价值观、经贸、台湾问题等，但最主要的因素有二：一是美国的对华立场，二是俄乌冲突。自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以来，欧洲作为美国的盟友，也不得不跟随。但是现在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中美已经休战，而且新门罗主义表明亚洲的事务美国已无心卷入；二是从关税到格陵兰岛，美国已经不再把欧洲当作盟友，特别是新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否定美欧价值观同盟基础、支持民族主义政党、弱化欧洲团结，认为欧洲文明即将消亡。这可从欧洲的反应来验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认为美国越过了红线。德国总理声明部分内容不可接受。

因此，当下中欧关系的美国因素消失。至于俄乌冲突，由于美国立场的变化，欧洲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的和平方案和努力要远比美国更合理、更公平、更可接受。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治体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以上两个变化因素都事关欧洲的安全。因此，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得到化解。

但客观形势的变化未必能够迅速转化为中欧关系的推进剂。一是任何政策都有惯性，欧洲要改变并不容易。二是欧洲作为一架复杂、庞大而臃肿的“政治机器”，运作和调整相对于主权国家来讲非常缓慢。我们只能说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出现，能走到哪一步还要看双方的共识。

从中国的角度讲，接下来要做的首先是通过现有的联合国体系，与南方国家一道，并尽可能地联合欧洲，从外交层面反对美国的做法。这既是占据道德高地，也是强化和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及改善中欧关系的一个契机。

总之，对于面临困境和危机的欧洲来讲，机会已经来临，就看是否能够抓住这重要的历史机遇，和中国携手维护国际秩序，走向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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