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些观点认为，全球竞争性加息的趋势正在带来“反向货币战争”，您对此是否赞同？这会带来哪些危害？在平抑通胀之前，我们是否正面临新一轮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

罗奇：除中国以外，全球大多数经济体都在经历通胀，那么除了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同样收紧货币政策也是正确的。

但是，美联储在全球加息大潮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叠加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让各国央行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前些年，基于“通胀已经结束”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几乎没有对主权债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因为偿债成本极低，各国财政部门肆意开支，并误以为这种情况能永远持续。今天的高通胀以及货币紧缩彻底颠覆了这种错误的逻辑。

在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已经步入经济衰退，美国2023年也很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全球不发生经济衰退才是奇迹。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尤其是2012-2016年间，全球还能依赖于中国经济来缓冲冲击，但这次，中国经济也面临多重挑战。美国、欧洲、中国加起来占全球GDP的49%，这三个火车头一旦减速，2023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就几乎成为定局。

法国电力和燃气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通货膨胀。图源：视觉中国

提问：面对通胀形势、经济衰退与金融风险，您对非美经济体及其央行的应对措施有何建议？

罗奇：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绝对奏效的解决方案。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轻易地批评伯南克、格林斯潘等央行政策制定者，他们把自己的名声全都葬送在了对“大缓和”的幻想中。

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对于这种幻想的执着来自于一个关键的错误假设，那就是通胀真的已经一去不返了。市场、财政部门、主权债务管理机构都非常乐意随大流，而且他们还有“现代货币理论”（MMT）这个伪理论为他们的集体策略提供智力支持。

从很多方面看，这几乎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重演。当时我刚毕业，加入美联储担任经济分析师。时任美联储主席Arthur Burns坚持认为当时的通胀是暂时性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因素导致的，和货币政策无关。

遗憾的是，时隔五十年后，鲍威尔重蹈覆辙。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在当前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留下的经验。很明显，鲍威尔把沃尔克的自传《坚定不移》（Keep At It）摆在了他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他肯定也仔细读过这本书——他2022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明白货币纪律的好处是一回事，尤其是在大缓和时期长期缺乏货币纪律的情况下，坚持致力于重塑货币纪律、防止滞胀之中的全球经济走向危机又是另外一回事。和当年的沃尔克一样，鲍威尔即将面临这样的终极挑战。

提问：历史上看，美元大幅波动往往使全球货币体系陷入“无锚”的动荡时期。这一次，您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各国应该如何共同改进全球货币体系的治理？全球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从单一的货币通胀目标制过渡到包括稳定增长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多目标管理体系？

罗奇：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在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责中增加金融稳定这个目标。在2000年代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我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又一再重申这一点。

我坚持认为，各国央行鼓励从以收入为基础的经济向对资产（高度）依赖的经济过渡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由于盲目相信“大缓和”，加之极低的利率以及从估值过高的资产中榨取财富的新技术，资产依赖型经济声称可以支持收入受限的经济增长，并且不产生任何代价——也许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我警告说，总有一天通胀会卷土重来，“大缓和”将不再伟大。这一天已经来了，同时金融风险正在全球蔓延。是的，央行政策制定者们也知道他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这种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主要央行开始定期发布“金融稳定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在也在发布基于国际视角的类似报告。但这还不够，这充其量只是一项“软”金融稳定任务，只是口头上说说可能出现重大问题。

决定金融稳定的因素——资产价值、杠杆率和与资产相关的对实体经济的扭曲——需要明确化，纳入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即国会立法）以及央行的使命当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2016年曾展望过“多目标货币政策”。在不损害现有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的情况下，从软金融稳定规定转向硬金融稳定规定，将是朝着“多目标货币政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虽然从理论上讲，多目标体系框架下的国际协调会很理想，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可能性接近于零。这就要求各央行在应对自身金融稳定风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行动可能产生的全球外溢效应。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最近在纽约联储研究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对这种做法的重要认可。

而这提出了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用一个单一的政策工具来平衡多重目标。今天，这意味着要解决通胀控制和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问题；未来，失业率无疑会上升，这可能意味着其他的权衡。只有真正独立于政治压力的央行才能以沃尔克式的纪律和专注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坚定不移”并不容易，但归根结底，这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