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是全球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维度

观察者网：如果您认为印中关系缓和是印度战略自主决策，那么您认为，双方关系突破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一次短期的战术性举动，还是具备持久的基础？原因何在？

萨仁山：首先，我真心希望这不是短期的战术性举动，我期待这预示着两国关系能实现更持久的改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你所说的突破其实并非发生在天津，而是一年前已在喀山实现。这是如何达成的？经过双方军事和外交人员的多轮谈判，我们得以在某些发生武装冲突和对峙的区域达成脱离接触协议。也就是说，双方决定在这些点位撤军。这一积极进展使得喀山峰会得以举行，且这一进程正在缓慢推进中。

但我不能说我们已经恢复到先前状态。不，因为目前双方仍有五万军队部署在边境、相互对峙。所以说，我们实现了争议地区军事脱离接触，但局势降级尚未完成。此前的状况是，边境从未部署大规模部队，军队都驻守在基地，只有五人、十人规模的巡逻队会抵达这些区域。四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和平安宁，从未兵戎相向。考虑到这段历史，2020年发生的事件极不寻常。

因此我认为，关键是我们不能止步于现状。下一阶段必须推动局势降级，让两国军队撤回基地，从而消除对峙空间——这是必要的步骤。谈到如何重建已受损的互信，我认为这些措施至关重要，毕竟我们曾花费多年时间才建立起相互信任。

我记得在中国，甚至曾有领导人说过：中印关系堪称典范——即使存在分歧乃至争端，两国仍能以成熟方式管控分歧、保持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一直视印度为这样的存在：虽有分歧，但未激化为争端，这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也应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当你问这是否只是短期缓和？从印度方面而言，我们当然不希望是短期的，因为印中关系具有战略维度，不能以交易性方式处理。我衷心期望，在这个日益动荡、规则秩序崩塌的世界里，双方能严肃对待彼此的关系——如今连西方成熟民主国家内部都出现不稳，而中印是当前全球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在周遭一片动荡中，唯有这两国堪称世界的稳定之锚。或许两国正有责任携手合作，以更妥善的方式引领这个动荡的世界。

观察者网：这样看来，您对两国的关系改善很有信心，这令人鼓舞，您知道中印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

萨仁山：是的，印中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你看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我们在诸多领域都如此亲近。印度电影在中国也很受欢迎，我相信这一点。

中印边界问题为何很难解决？

观察者网：回顾建国初期，从1954年到1960年的短短6年间，周恩来总理四度出访印度商讨边界问题。他的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说，“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我们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两国边界的一时纠纷是能够解决的。”

您曾称未解决的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大的障碍”，但也指出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已奠定基础，需要双方“互谅互让、相互调整”。在您看来，当前实现边界谈判真正突破的关键是什么？双方又应如何防止边界摩擦干扰更广泛的合作议程？

萨仁山：如我先前所述，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和中国共同建立了一系列维护边境和平安宁的重要措施。尽管双方对边界线走向存在分歧，但这些具体务实的安排确保了两国间不会产生不稳定的敌对态势，且这一局面曾长期得以维持。

诚然，边境摩擦偶尔仍可能发生——毕竟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但我们也曾建立起处理此类事件的完善机制：若常保持联络的边境人员无法解决，可逐级上报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印度军队更高层级；若仍无法化解，最终可提交至例如新德里等最高决策层面。因此，即便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偶有分歧争端，我们实际上已具备管控局势的有效机制。

而这一机制在2020年似乎失灵了。那些本应运行的机制不知为何未能起作用——我们至今不完全清楚具体原因，但事实就是它们失效了。于是出现了中方质问“我们不理解你们为何这样做”，而印方回应“是你们先挑衅”的局面。显然，这类互相指责的对话无助于解决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正如我提到的，我们已开始重建部分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使得即使在边界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们仍能实施有效管控。

但必须承认，若要充分发挥印中关系的全部潜力，最终仍需解决边界问题。这正是我强调2005年两国领导人共识重要性的原因——双方当时一致认为，印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同样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机遇；印中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战略意义，因此必须为更重要的合作尽快解决边界争端。这一共识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位中方领导人说，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需要很长时间。2005年提出的紧迫性，在五年后似乎未能延续。

我们必须确立双方认可的统一路径，这正是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重要意义——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解决框架。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最近双方再次提及将这些原则作为继续边界谈判的基础，这确实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观察者网：您是否认为中俄边界解决方案的模式，可以作为印中边界问题的参考范例？您知道历史上中俄之间曾经也经历过很多波折，但两国最终朝前看，解决了边界问题，如今两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合作关系。

萨仁山：诚如您所言，中印双方都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互谅互让来解决问题，这毋庸置疑。但印中边界的情况与中俄、中越边界有所不同：一是争议区域更为广阔；二是例如在东段地区涉及定居人口，使得问题解决更为复杂困难。

不过，中俄、中越解决边界问题时体现的精神——即双方都必须敏感对待彼此的核心利益——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原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中俄边境问题的解决，这确实是中俄两国关系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解决这一长期问题，中俄得以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这充分证明：若能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将为双方开启更紧密的合作空间提供巨大潜力。

中印边境的军事脱离接触已经完成凤凰网

问题不在于谁是领导者，而是全球南方国家今天是否存在团结精神？

观察者网：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印度和中国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改革多边机构等全球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过去的分歧有时会成为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阻碍。当前双方应如何协调，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公平代表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全球治理体系？

萨仁山： 我以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表现为例。当时他们确实能够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他们率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多个非洲国家完成去殖民化进程密切协作，并努力建立一种更公正、更公平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还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他们是如何凝聚起这种影响力的？正是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协作，尤其是那份至关重要的团结精神——我们都曾有过应对殖民主义、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在这些斗争中，我们相互扶持，彼此同情。这在南方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与团结意识，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

我可以这样说，因为那个时期我曾参与过裁军、发展等相关议题的工作，这些国家间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共同使命感。当时并不存在谁一定是领袖、别人必须跟随的情况，而是涌现了好几位极具威望的政治家。想想看，我们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等等。这些人都享有很高的信誉和威望。当他们汇聚在一起时，并非争夺领导权，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同样，对于全球南方，有时人们会纠结：中国是领导者，还是印度是领导者？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谁是领导者。关键在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今天是否还存在那种团结精神？尤其是我们看到全球仍存在地区冲突甚至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平正在受到威胁。要知道，冷战时期，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运动，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运动。这些国家致力于防止战争、维护和平，致力于确保核裁军，避免世界陷入核战争的危险境地。所以，今天缺失的，正是全球南方内部的这种团结精神，那种我们过去曾拥有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领导力。

因此，我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集团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和平事业，甚至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因为如果没有和平，他们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和平与繁荣前景将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再次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和平运动。

现在，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显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是否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群体的平台？也许吧。正如你知道的，印度一直是金砖国家非常活跃的成员，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成员。印度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因此，印度和中国完全有机会真正携手引领全球南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坚信，全球南方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已经变得比过去重要得多，也紧迫得多。

2025年巴西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上，部分国家领导人合影

观察者网：还记得去年五月那场非常危险的冲突吗？我们的邻居，两个拥核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都是全球南方国家 ，在半个月内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有人设想，如果美国介入帮助印度，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帮助巴基斯坦？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涉及核战争。

萨仁山：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一些危险的推演。

我认为，外界或许对冲突的性质，以及印巴双方无意将任何冲突升级至核层面的事实缺乏了解。两国及其领导人都非常清楚潜在的危险，所以那是一次非常有限的行动，其初衷仅仅是针对那些长期从事反印活动的恐怖分子营地，甚至并非针对巴基斯坦军方，只是针对恐怖分子的那些据点。

然而，一旦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军事反应，我们显然必须自卫。但正如你所见，大约三天内局势就得到了控制，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有人认为停火是因为美国干预，但事实并非如此，连巴基斯坦方面也已证实这一点。这是印巴双方通过双边渠道达成的协议。因此，尽管存在紧张关系，印巴双方在管理此类冲突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责任感。

当然，我们更希望根本没有任何冲突。看看我们总理莫迪的角色，他在2014年就任总理时，曾邀请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这是他做出的重要姿态，旨在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榄枝，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此后，他多次在重大会议（如上合组织会议、金砖会议）的间隙会见巴基斯坦领导人，也在多边场合与巴基斯坦协作，利用这些机会继续对话。但问题是，每当印度做出此类姿态，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一些进展时，总会再次发生某种恐怖袭击事件。仿佛巴基斯坦国内有人不希望看到印巴关系改善。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单靠印度一方是无法建立积极关系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南亚地区，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河流管理、过度捕捞、污染等问题，如果没有区域内国家的紧密合作，都无法得到解决。在我看来，这其中也必须包括与巴基斯坦的合作。

因此，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当面临气候紧急状态时，目前国家间的许多双边紧张关系都将显得无关紧要。未来若因冰川融化引发危机，即便只是为了避免那种黯淡的前景，各国做出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决策，携手合作，也至关重要。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你也看到，当前国家间的种种问题总是阻碍我们协作的能力。

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挑战，这些跨国界挑战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增加，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单独行动也无法解决。以新冠疫情为例，你无法派遣陆军和海军去对抗病毒，唯一的方法就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如此。人们常说印度必须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贡献。目前印度对全球排放的贡献约为7%。假设奇迹发生，明天我能将这7%降为零，气候变化会停止吗？不会。因为除非其他国家也加入减排行列，仅靠印度行动是无法改变局面的。

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协作行动有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多边主义如此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多边途径，才能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我们时代的悖论在于，恰恰在我们更需要多边主义、更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构之时（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倡议），协作却面临挑战。除非各国协作应对这类全球性挑战，否则任何国家单打独斗，或试图通过拖延行动为自己谋利，都无助于任何人。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一大困境。我们如何才能催生那种普遍的协作精神？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