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结构性困境

做了这一系列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越南本身，看一下它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为何认为它难以发展起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地缘环境上，越南北方紧邻着强大的中国，因此，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这是越南人做任何决策的第一前提。这种焦虑是无法靠努力发展化解的，毕竟中国压倒性的体量优势摆在那里。作为中国人，可能很难感受到周边小国的那种焦虑感，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换位思考，才能理解别人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

对越南来说，要化解这种焦虑，唯有与另一个大国—美国联盟。越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本是有可能构成与美国结盟的障碍的。但从越南的历史叙事可以看出，越南人理解世界秩序时，最底层的范式是民族主义的（这同样是因面对中国而本能性获得的），其他意识形态都是用来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既然如此，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并不会在与美国结盟上有什么无法克服的障碍。比如，近年来，越南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签订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

但也正是这一点让越南遇到了结构性困境。

面对中国而产生的安全焦虑，会让越南有动力去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越南的工业体系与中国相比仍然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它也能更有底气一些。也就是说，越南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那么，越南就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需要通过扶持国企或者财阀落实。

但是，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的各种限制，接受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时代，政治因素的权重压倒了经济因素。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走何种经济路径（是市场导向为主的，还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越南这些年来已经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国企，也在筹划继续卖掉。因为越南承诺要建立一个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让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本国企业开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会存在国企垄断的情况，是自由经济体的市场竞争。

我们在调研中似乎能看到越南扶持财阀的迹象。越南现在最有名的一个私企集团是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20世纪90年代，范日旺在俄罗斯留学，后在乌克兰做食品行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发展，进入房地产业，现在越南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他开发的。最近几年，Vingroup广泛进军各种领域，诸如教育、医院、超市、便利店、电器卖场、手机、家电、汽车、航空学校、有机农业、制药……几乎渗入了与越南人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6]不过，投资的产业如此之多，很多产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是不符合投资规律的，这反倒和当年韩国政府扶持的大财阀的投资逻辑非常类似。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其他几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有着不寻常的跨领域投资的私企集团。

这些有可能就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财阀，但是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远，很难说。如果走得太远，像当年的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进一步说，即便能走那么远，财阀能否帮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很难说。毕竟，当年韩国起步的时候，近旁没有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不会受到它的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如果越南对财阀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么远，它的重化工业就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发展起来，越南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两种处境左右为难，无法兼得，这就是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种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径是，继续深化与美国、欧盟、日本的自由贸易关系。毕竟，这是它保障自己获得外部支持、化解“中国焦虑”的基础。然而，这也意味着越南政府对财阀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顺应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正因为它面临和日本、韩国相似的处境，所以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

此外，目前越南的比较优势也有一种双元特性。越南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于是，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就更会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也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通达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中介。

中越两国近年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下图是1996-2015年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7]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偶尔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短暂下跌，但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经济一体化指数的上升态势极为显著。而且，一系列相关研究显示，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程度都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注释：

[1]据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在中国经济以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安置的就业人数下降到70万人。具体参见刘世锦：《我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1期。

[2]关于财阀问题，我从与刘庆彬教授的讨论中获益颇多。

[3]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是在19世纪下级武士的组织玄洋社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黑龙会”系以黑龙江命名，旨在经营黑龙江流域。一方面有着侵略性的意图，意在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海外帝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有着实验性，要在中国东北做一系列社会改造的实验，再将其应用于日本本土。所以，初看上去黑龙会似乎是个帝国主义的组织，但细看其纲领，会发现它是个民粹主义的组织。黑龙会追求改造文官政府，振兴外交，积极谋划海外，并且革新内政、增进国民福利、推动现代教育、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为了达成这些目标，黑龙会推崇统制性的手段，以皇国精神为宗旨，追求以军人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实现全民皆兵，促成上下同心，最终实现亚洲民族的兴隆。1931年黑龙会进一步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社会基础是大阪中小企业者和国粹主义分子—这些虽然都是深受财阀体制压制的群体，但追求用一种更具统制性的手段来解决问题。1946年1月，大日本生产党被解散。

[4]刘洪钟：《韩国赶超经济中的财阀制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5]这段类型学的思考，我颇受益于与张笑宇博士的讨论。

[6]据2019年12月3日的新闻，Vingroup做了重大的投资决策，将旗下的所有零售及农业板块剥离出来，与越南的食品业巨头Masan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合组一个Masan控股的新公司。

（Nguyen Kieu Giang, Mai Ngoc Chau“,   Two Vietnam Companies to Merge Units to Create Retail Gian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2-03/vingroup-masan-to-merge- units-to-create-vietnam-s-retail-giant.）资料显示，Masan集团的创始人阮登光也是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留学，之后在俄罗斯做食品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再回到越南的，与范日旺的起家过程有类似之处。即便是去除掉零售板块，Vingroup的投资领域仍然多得惊人。

[7]该一体化指数的研究转引自赵子龙：《中越经济一体化程度量化评价与深化合作路径分析—基于中越“J”型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思考》，《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在该篇论文建立的统计模型中，衡量一体化指数的指标及权重为（括号里为该指标的权重）：越南对中国商品进口依存度（35%），中国赴越游客数占访越总游客数比重（30%），越南对中国商品出口依存度（20%），越南对中国资本的依赖度（10%），对越承包工程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比重（5%）；经济一体化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250，数值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本文选自《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施展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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