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复杂化”，是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了

观察者网：我们再回到周边外交的实践上。您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不同阶段周边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我们看到中国周边外交的的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建国初期面临的“对立阵营”；改革开放后到80年代，中国“无一公开反华敌对国家”；而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升，周边却呈现日本、菲律宾、印度等国同时遇冷或摩擦频发的复杂局面。从您研究周边外交史、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认为这种从“对抗—缓和—再复杂化”的转折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石源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对中国非常有利的局面。

我书里讲到，当时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公开对抗的国家。譬如，以前中韩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92年中韩建交，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和俄罗斯、蒙古，由于苏联时代的原因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个矛盾也解决了。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印自卫反击战，曾经也很对立，到了80年代，中印关系也进行了调整。更不要说由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与改善，长期跟中国对抗的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也出现了缓和。所以一直到80年代，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周边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一个公开敌对的国家。

2026年7月，中国海警海陵舰在南海黄岩岛海域巡航 新华社 王鹏摄

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中国和某些国家隐藏的矛盾不断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时代里，很多原来掩盖着的领土主权问题，比如南海问题，都暴露了出来。

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开发南海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领土，但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有些国家非法侵占了我国的领土，比如菲律宾、越南，这些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一时看起来好像问题很多，这也使得如何通过周边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拟定的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工作，我想很多问题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这也有待于我们学者对周边学的深入研究，想出更好的办法，为解决这些问题著书立说、建言献策。

时代的需求，是一门学科能够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中国周边学的发展，目前是国家急需的，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遇，我也呼吁年轻朋友多来关心这个领域。

观察者网：所以您是说，这背后的根本因素还是因为中国崛起国力强大，导致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石源华：是，各国都有各国的想法。你发展了，能给它提供帮助了，它当然高兴；但也可能会触及到它的某些利益，它就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些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终究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样正确的思路，不抱有西方霸权主义那种总想去占别人便宜、敲人家竹杠的心态，矛盾就一定会得到解决。

渲染“朝贡体制”和“国强必霸”叙事，是海外有意为之

观察者网：您对周边安全问题还是很有信心的。新世纪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对崛起后的中国存在疑虑，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被西方解读为中国中心主义霸权，另一个是他们深受“国强必霸”这类现实主义叙事影响。站在“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目前有没有形成足够有力的本土理论体系，来讲清古代朝贡体系的真实性质、驳斥“中国必然称霸”的论调，并有效说服周边国家共情或者接受“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的说服能力和话语构建够不够稳固，还有什么欠缺？

石源华：我觉得这个问题正是中国周边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周边学的理论建设，是为我们国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也就是要说清楚这些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朝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在东方社会非常有影响力，而且理论完备的一个思想体系。它是处理中国中央朝廷和周边政权关系的一个理论。

对于这个理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它有某些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因为朝贡体系曾经在历史上为维护东亚的和平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也存在弊端。

譬如说，朝贡体系有一个做法，就是“厚往薄来”。中央王朝是要求周边国家必须向中央王朝进贡，但是，它同时有规定，我还给你的东西要比你进贡给我的东西更多。所以这是中国很独特的一个现象，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说，你送给我一点东西，我要多给你，没有的。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特有的习惯。

我认为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上，是有借鉴作用的。我们不要光想着去帮助它们发展，算计自己能到多少好处；我们首先要想着怎么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真正发展了，对我们也是会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朝贡体系有合理的一面，我们不要忌讳它。

以泰国为例。在清末的时候，中央王朝因为 “厚往薄来”的这个规矩，对周边国家进贡中央王朝的次数有着严格规定，譬如有的是三年一次，有的是十年一次。每次来还要规定有几条船，有的是只允许一条船，有的必须两条船，不能想来就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王朝觉得也负担不起还礼，有经济方面的考量。

泰国当时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到中原王朝去，这在历史上是很有趣的一段事情。而中央王朝规定，你就不能来，你必须三年来一次，或者五年来一次，对一个国家的规定很严格，否则来了就会遭到冷落。我们觉得这是朝贡体系的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且我们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中间，不能够只考虑要得多少利，而要考虑到互利共赢，双方都有利，这是“朝贡体制”积极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它确实有消极的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原则相比，它是不平等的，所以从上到下中国没有人赞成恢复朝贡体系。

国外对中国崛起的有些担忧是有意为之。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实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就有意地把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进行歪曲，硬把朝贡体系架到中国的头上。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赞成朝贡体系的恢复。我们中国周边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合作共赢，是中央明确提出来的“亲诚惠容”。

我们的周边学框架，根据新时代我们处理周边外交的原则，系统地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理论。这些情况，是我们需要跟周边国家的朋友讲清楚的。我们发展周边国家关系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发展起来。这跟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种掠夺殖民地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观察者网：除了对朝贡体系的担忧外，还有一种疑虑是：中国强大后是不是可能会延续美国那种霸权主义的思路？从“中国周边学”的角度，您怎么通过我们的理论体系去说服他们？

石源华：这种疑虑就是所谓的“人家说你强了，你就一定是霸权主义”。对于这一点，中国是明确的。我们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习近平等历任中央领导人，都始终如一表过态，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强起来也不搞霸权主义。

当然，光说人家是不相信的，但我们的政策切实地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帮沙特阿拉伯建了一条沙漠铁路，当年账面亏损了40多个亿。这事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做，但是我们做了。这条铁路后来事实证明对沙特的国家发展贡献很大，而且现在也开始盈利了，赚得也不错。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招标工程中，对兄弟国家提供帮助，不是光从经济利益上来考虑的。当然，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考虑经济利益，就没有操作性，项目就不能继续做下去。

2023年1月，火车行驶在中国援建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哈拉曼高速铁路）上 沙特通讯社

在推行中国周边学的过程中，也有人提出疑问：“提出中国周边学会不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我觉得，你不提中国周边学，误解你的人永远在误解。既然提了，而且我们有正确的方针，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推动，这对我们跟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共同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可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