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消售税（Sales Tax）对我国消费税改革的启示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国。目前，美国的消费率已经超过80%，而美国的人均GDP已超过8万美元。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均GDP约1.9万美元（按不变价计算）时，美国的消费率也达到了77%。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靠消费持续带动的。

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分别是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消费税（一般包括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等）是美国间接税的主力军，是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行为征税。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制度，而是以消售税（Sales Tax）为核心。这一方面是由于考虑到企业最终会将增值税的税负转嫁给消费者承担。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所得税制度更符合其经济特点，因为不对中间环节征税，从而促进了消费的繁荣[ 吕长顺.促进消费增长，稳经济预期，消费税改革迫在眉睫[J].财富时代,2024,(08):16-19.][1]。

具体而言，联邦政府不征收普通销售税，只对特定商品（如烟、酒、汽油、轮胎等）征收消费税，一般在生产环节征收，遵循受益原则（例如燃油税收入用于公路建设维护）和限制性课税原则（例如烟酒税旨在抑制不健康消费）[ 已有研究指出，烟、酒属于非健康消费品，其消费税收入下划地方可能会诱导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而鼓励居民更多地消费烟和酒，这既不利于居民身体健康，也将制约消费税引导消费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烟、酒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收入不适合下划地方。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目前除美国烟、酒消费税收入是中央与地方共享以外，世界上多数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的烟、酒消费税收入归属中央财政（张丽微等，2025）。][2]。美国45个州及地方政府征收普通销售税，各州根据自身需要设定不同税率，通常在4%-7%之间，在零售环节征收。

普通销售税是美国消费税中最主要的税种，征税范围以有形商品为主，部分州对食品、药品免税，以缓解税收的累退性，减轻低收入家庭负担。近年来，部分州将税基扩展至劳务消费（如酒店、修理服务）。此外，2018年经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各州可对跨州电商交易征税，终结了此前“无实体店不征税”的规则。

尽管我国税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从美国消售税的制度设计中，仍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通过差异化税率引导消费行为。对烟酒、高污染商品征收高税率，引导健康环保消费；而必需品往往免税，如美国多数州对食品、药品免税，减轻低收入群体负担。

二是将消费税与公共服务挂钩。例如，燃油税、航空税等专项税收直接用于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便利性，形成“税收—服务—消费”良性循环。

三、关于提高地方政府促消费财税激励的建议

第一，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尤其应侧重更加精准地实施对消费地的补偿。

一是优先在平台经济领域试点“生产地与消费地相结合”的增值税分配规则。考虑生产地和消费地政府对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贡献，对地方分享的50%部分，按照生产地与消费地相结合原则进行横向分配，一部分由生产地政府就地留用，直接划入当地财政，其余按照消费地原则在地区间横向再分配。

二是进一步完善现行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分担机制，将进项抵扣与销项缴纳操作相分离，由地方承担的退税部分，全部转由所涉进项税抵扣的上游生产地税务部门承担退税（因为待抵扣的进项税，对于上游生产地来说，是其销项税收入）。这有助于从根本上理顺增值税征收权益与退税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实现税收现金流的精准匹配，避免基层财政因退税陷入流动性危机。

第二，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促进消费税提质扩容。

一是由于最终环节或零售端价格会高于生产批发价格，可适当降低消费税法定税率。而对曾经属于高档消费品但现在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小汽车、高档化妆品等，亦可适当降低其税率。

二是为顺利推进改革，平衡地方利益，应考虑在过渡期建立消费税收入调节制度，对应税消费品主要生产地进行弥补。以烟消费税为例，可考虑在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后，从消费税收入产生增量的地区提取部分资金作为调节基金，弥补增量为负的地区，平衡地区间税收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通过差异化税率，鼓励绿色、健康等消费领域发展，优化消费结构。例如，对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征收较高的消费税，降低绿色替代品的相对价格，但应采取适当的政策调节力度，避免转型过程中对经济造成较大下行压力。

第三，完善税种联动管控和整合机制。

增值税在进口、生产、批发零售所有生产流通环节均征收，可考虑将消费税与增值税联动管控。例如，小汽车消费税与其对应的车辆购置税在纳税人、税基和调节效应具有一致性，可考虑将小汽车消费税与其对应的车辆购置税整合。这有助于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扩大消费税规模和占比。

此外，完善税种联动，也有助于统筹间接税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避免重复征税，并在此基础上对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产品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降低相关产品的消费成本，鼓励居民增加对上述品类的消费。

第四，推动我国消费统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从而为稳步推进财税改革提供基础保障，助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税收征管，并为优化增值税分配提供更加完善的数据基础。

一是加强消费统计的技术保障，如通过电子发票系统自动抓取地理位置信息（如通过手机定位、收货地址智能识别），辅助数据核验。

二是未来随着区块链等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在经济活动和支付领域的渗透，利用其可追溯性、数据“可用不可见”等优势，研究疏通数据流通和共享的堵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数据基础设施升级。

（本文作者盛松成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龙玉、陈玺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于卫国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