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迄今为止悬而未决的指控：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两国指控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空投携带病菌的昆虫和杂物，实施细菌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否认，不承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冷战结束以后，这个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结论。但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细菌战或生物战这种伦理信任至关重要的议题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采信它的政府说明？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仔细去思考的，而且现在也到了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1969年，事情出现了一些转折。陷入泥潭当中的尼克松政府为了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准备丢卒保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下令审查生化武器政策。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参与撰写了关键报告。他问德特里克堡的军方人员生物武器的价值在哪里，对方的回答是“它比核武器便宜”。梅塞尔森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美国又不是个穷国，如果美国人去研究一种让穷人也能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合算的——至少公开层面可以这样去叙述。

所以在1969年11月25号，尼克松在德特里克堡宣布，美国单方面放弃一切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存储和使用。他说生物战具有“大规模、不可预测、可能无法控制的后果，可能引发全球流行病，损害子孙后代的健康”。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生物战制剂，同时把位于派恩布拉夫的生产设施转化为研究用途，但是德特里克堡本身保留了下来。1972年开始，美国与100多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批准生效。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了，相对美国以前那种不当人的行为而言，这肯定是往前走了一步。但这步有多大，可以讨论。

第一个，就是尼克松声明留下的那个“毒素漏洞”——没有涵盖毒素武器。德特里克堡的科学家立刻把研究计划改成“毒素研究”，继续推进。1970年2月，尼克松专门补了一条，才把这个口子全堵上。但是很明显，其他问题还在。

第二，是更加根本性的。他强调得很清楚，他禁止“进攻性”研究，允许“防御性”研究。基本常识就是，防御和进攻共用同一条技术路线，在武器研发尤其是生物武器研发这方面，这点特别明显。你说要做疫苗，那疫苗从哪里来？那就得培养病原体。你要评估威胁，就得先学会制作气溶胶。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你有没有有效的核查机制？没有。所以研究军控的学者就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先天缺乏正式的遵约核查机制，这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相关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隐蔽也更加矛盾的阶段。

2001年，这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9·11之后一周，包含着高纯度炭疽孢子（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生物战武器）的信件被寄往多家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这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袭击。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显示，最终的调查指向应该是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自己的高级研究员布鲁斯·艾文斯。调查认定，袭击所用的病菌毒株，母本来自于艾文斯本人制作和保管的编号RMR-1029号烧瓶。

这封寄给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汤姆·达施勒的信含有炭疽杆菌粉末，导致两名邮政人员死亡 资料图

给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和汤姆·达施勒的第二封信的内容为： 09-11-01（01年9月11日） YOU CAN NOT STOP US.（你们不能阻止我们） WE HAVE THIS ANTHRAX.（我们有炭疽病） YOU DIE NOW.（你们现在就得死） ARE YOU AFRAID?（你们害怕吗？） DEATH TO AMERICA.（美国该死） DEATH TO ISRAEL.（以色列该死） ALLAH IS GREAT.（真主至上）资料图

2008年，在即将被起诉前，艾文斯自杀身亡。9·11之后席卷全美的生物恐怖，源头就在美国自己的生物防御实验室的内部。此后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还指出，FBI的微生物取证方法存在某些“关键科学缺陷”。所以它究竟是在调查，还是在掩饰什么？这个案子本身到现在还是有疑团的。或者说，美国是不是又以某种方式在那里重新启动本土面向国民的生物安全实验？

第二件事情，同样是2001年7月，布什政府单边否决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议定书。这份议定书从1995年谈到2001年，谈了6年，经过24轮谈判，形成了210页文本，目的是给公约装上“牙齿”，就是建立一套设施申报、现场视察、质疑调查机制。美国否决的理由是，核查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会泄露美国生物防御研究的秘密和制药企业的商业机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得很直白：美国以多边调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由，单方面退出谈判，使得国际社会的努力遭遇了重大挫败。同时，又长期阻挠重启议定书谈判。2001年11月的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最后无法通过最后宣言，被迫休会一年。

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看：美国在自己国家的生物防疫实验室出了内鬼、酿成全国恐慌之后，在对本土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它的选择不是接受国际监督，而是亲手拆掉生物武器、生物战能力国际监督的框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再结合“斩杀线”的存在来看的话。

再看海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防部以“减少威胁合作”为名义，设立了所谓“减少生物威胁项目”，由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出钱，在前苏联和全球各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实验室网络。30多个国家、120多个实验室，由美国国防部直接管控。在乌克兰有46个受过五角大楼资助的实验室，分布在基辅、奥德萨、赫尔松这些地区。研究对象包含了炭疽、埃博拉、鼠疫、刚果出血热等危险的病原体。同时，它里面还提到了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获得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通过人为的方式去增强病原体的某种功能，可能是传播性，也可能是致病性。这里面有一些是科学讨论，有一些是缺乏信息和透明度条件下外界的合理怀疑。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正常的、必要的关切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

2015年，韩国曾经出过这样的事情：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将活性炭疽杆菌样本“错误地送到了”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2名人员可能暴露。这批炭疽是为驻韩美军“朱庇特”（JUPITR）生物监测计划的新设备测试服务的。韩国国会议员获得的文件显示，2017年到2019年，驻韩美军持续向各地（比如平泽汉弗莱营、群山基地、釜山港8号码头等地）运送肉毒杆菌、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样本。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第9条，美军军需物资免于韩国海关检查。根据韩国法学教授的观点，这让韩国成了美国“想运什么就运什么”的细菌试验友好环境。而这种活体炭疽的运输涉嫌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以南35公里处的乌山美军空军基地驻扎有美国空军第51联队美联社

至于德特里克堡本身，2019年7月，就在大规模流行之前，美国疾控中心曾经下令这个实验室全面停摆，因为它发现存在系统性的违反生物安全流程。比如开着门去处理一些生物危险物，不戴呼吸防护，反复进出灵长类动物解剖室，不戴手套处理废物和毒素，库存记录不准，废水消毒系统失效等等。这么一个具有显著草台班子特征的东西，恰恰是美国全球实验室网络的一个总的枢纽。那这点毫无疑问是更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所以当前美国的生物活动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也是比较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