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凯恩本人是越战老兵，拥有与越战相关的身份和经历。这使得他长期能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也是美国军事干预主义和对外军事干涉的代表性人物。麦凯恩和格雷厄姆共同访问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热点地区，主张扩大军费、维持海外驻军、武装美国支持的政治力量，并且反对在战场目标尚未实现前提前撤军。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不久，麦凯恩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团窜访台湾，格雷厄姆随行。当时同行的还有汤姆·科顿、乔尼·恩斯特等共和党安全鹰派人物。蔡英文在会见中明确要求美方推动对台军售和安全交流。借由这次窜访，格雷厄姆本人也进一步进入美国国会对台军事合作的核心网络。

这当然也由此意味着，格雷厄姆本人和美国高度活跃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关联。特朗普崛起之后，格雷厄姆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转向。

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对当时的格雷厄姆来说，特朗普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存在。所以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他曾经激烈批评特朗普，认为特朗普缺乏外交和安全常识。

但是，在特朗普掌握共和党权力之后，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当政，证明了自己在共和党支持者当中以及在全国选举中的动员能力之后，格雷厄姆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身段。

他开始迅速接近白宫，并且通过他那套特定的话术，使特朗普对自己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信任，并逐渐成为特朗普在美国国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这种转变，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格雷厄姆具有某种变色龙般的政治适应能力。

他其实并没有放弃传统鹰派的外交思想，而是努力把这种带有鲜明麦凯恩印记的全球干预主义，嵌入特朗普主导的共和党当中。从双方的合作关系来看，特朗普需要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因为他需要一个熟悉参议院程序、军事政策和外交网络，并且在政治上能让特朗普信任的支持者。

自右往左：林赛·格雷厄姆、约翰·麦凯恩、约瑟夫·利伯曼，这三位被合称为“三剑客”

格雷厄姆同样需要总统权力，去推动他那些强硬制裁，无论是在军费方面，还是在对外强硬政策方面，又或者是把制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政治关联。

从国会履历来看，格雷厄姆在1994年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第三选区自19世纪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能够让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蓝色选区翻红，格雷厄姆本人的动员能力、政治技巧和表达能力，显然不容小觑。

2002年，格雷厄姆当选联邦参议员，随后在2008年、2014年和2020年连续获得连任。在去世之前，他已经赢得了2026年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正准备角逐自己的第五个任期。保守估计，从2002年到2026年他去世为止，他作为美国参议员已经任职24年。

他曾经出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在美国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确认程序中拥有重要权力。从2025年开始，他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在拨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等机构任职。预算委员会涉及财政框架和预算协调，拨款委员会则会直接影响国防、外交和联邦机构的资金。

虽然参议院在这方面没有众议院那么直接，但是在与外交、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立法过程中，国会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影响预算。这使他获得了非常大的间接影响力。所以总体上看，格雷厄姆在国会中的权力是一种叠加性的权力。

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叠加性的权力，是因为从明面上来看，格雷厄姆没有长期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也没有长期执掌外交关系委员会或者军事委员会。这决定了他在外交和军售问题中的直接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权力不仅仅是一个位置或者一个头衔，它还是一种运行方式。因为他在国会任职30多年，所以他可以通过运用程序和人事网络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第二，他具备跨党派合作能力，能够同民主党鹰派合作，把对外制裁、军援和涉台议题推动成为一种两党共识。这对于在政治撕裂的情况下，让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他有很高的媒体活跃度，比较熟悉如何使用煽动性语言，用极端而直接的措辞推动议题。

同时，凭借他曾经与麦凯恩、多尔等人保持的关系，以及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事实上在现行的美国国内政治情况下，格雷厄姆成为了共和党内部传统建制派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权力中心之间的桥接性人物。

所以，这种桥接性人物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组织能力聚焦于特定议题的时候，他所带来的影响也就非常可观。在格雷厄姆的政治遗产中，境外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人旗帜鲜明地将格雷厄姆称为“战争贩子”。

在他离世之前，无论是在以色列问题、俄乌冲突，还是台湾问题上，都有人作出过类似表述。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定支持美国对外使用武力。2002年，当时他还没有参选成功成为参议员，仍然是众议员的时候，他投票赞成授权美国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当时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96票赞成、133票反对。格雷厄姆就是这296名赞成者中的一个。

一般情况下，当伊拉克战争陷入某种泥潭之后，有些议员即使最初同意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也会因为局面的变化，对事情进行反思。但是格雷厄姆非常坚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转向全面反思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仍然主张增兵和维持军事存在。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

他坚决反对后来的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设定撤军时间表，认为这会损害美国信誉，同时鼓励当地，尤其是伊朗这样一些挑战美国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叙利亚危机期间，格雷厄姆和麦凯恩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公开打击叙利亚政府军事设施，并且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在阿富汗问题上，他反对全面撤军，要求保留反恐部队和长期军事存在。在伊朗问题上，格雷厄姆多次支持用军事威胁和高压制裁迫使对方接受美国的条件。

在格雷厄姆的世界观中，他认为海外战争就是保障美国本土安全的前沿防线。如果美国离开某个地区，对手和极端组织就会填补空间，最终威胁美国。乌克兰危机进一步体现了他的这种战争观。格雷厄姆积极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军援既可以削弱俄罗斯，也可以维持美国国防工业的生产线和就业。

同时，他还不断提及中国、指责中国，并且非常主观地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海局面联系起来。包括这次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高调的公开活动，就是到基辅参观一座秘密的无人机工厂。也正因为他参观工厂的视频、相关照片以及他离世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以间隔如此之短的方式猝然撞到了一起，所以也催生了很多迄今为止还没有办法进行细节验证的不同说法，我们后面可以持续观察这个问题。

最后聊聊格雷厄姆和中国。

格雷厄姆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形成得很早。2005年，他就和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共同提出法案，要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谈判失败后，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7.5%的关税。

他是最早一批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的美国议员，指责中国通过汇率“作弊”，让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包括纺织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认为这种竞争优势来自中国政府人为操控汇率、低估人民币币值。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和制造业利益在格雷厄姆身上进行投射的必然体现。当时，他就把就业岗位流失、产业转移和企业竞争压力集中归因于中国的汇率政策，而完全无视美国国内自身的问题。无论是资本外包、企业投资不足、技术升级缓慢，还是收入分配，统统看不见。

他属于那种把手指指向中国的鹰派，“我们这一切都是最好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的错。”